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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命活动也和农耕活动一样，必然经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五季）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能够计量时间的历法也必然对人类生命过程进行计量和相关知识的分析。这就是《黄帝内经》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与农家一样，十分重视历法在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应用的缘由。
•由于人类生命过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故而应用了六种历法知识解释相关的医学命题，建构医学的相关理论。
•人类的农耕和医药活动，是为解决民众基本生存和生命救治的两大基本诉求，二者在中华族群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在同源、同根、同宗的基础上相互融通。
其三，太阴历（阴历）特点及其应用。太阴历法，简称“阴历”。①这种历法是在古人对“月亮崇拜”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至今仍广泛地应用于穆斯林界。②该历法是以日、地、月为天文背景构建的历法体系，有年、月、日时间要素，其中“年”是虚拟的，而“月”是真实的。③“月相”变化周期则是该历法确立的主要时间节点，十二个月相变化周期为一年，故一年的时间为354日或355日，显然较一个实际的太阳回归年约少11天。大凡《黄帝内经》中运用354或355计数溪谷或腧穴时，即是该历法的具体运用；还有女性的生理周期的生理（《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月经初潮年龄及其周期）、病理（《素问》的《阴阳别论》之“女子不月”、《腹中论》之“月事衰少”）、确立临床补泻治法（《素问·八正神明论》）以及针刺取穴方法（《素问·缪刺论》之“月生月死为痏数”）等理论均是具体应用该历法知识的体现。
其四，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历”）特点及其应用。①由于阳历和阴历每一年的岁差为10～11日，加之阴历不考虑地球绕太阳的运行，因而使得四季的变化在阴历上就没有固定的时间，它不能反映季节，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后来人们定了一个新历法，就是所谓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与阴历一样，以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定作一个月，也就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可是又用置闰（月）的办法，使得平均每年的天数跟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来调整四季。②阴阳合历是兼顾阳历与阴历的复合历法，融合了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周期。月份依月球运行周期为准，年的长度则依回归年为准，闰月则是为了让月份和四季寒暑相配合而设计的。阴阳合历一直沿用至今，也是中国传统的历法。③该历法的另一特点能准确地表达二十四节气。之所以将阴阳合历称之为“农历”，就是缘于其与农家的农耕活动密切相关。《黄帝内经》出自于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实际需要，也多次应用了刘安的这一研究成果，如“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就是建构人体脉象变化与季节气候变化关系相关理论；《素问》“运气十篇”所构建的“五运六气理论”则更是全面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科研成果。
其五，北斗历法特点及其应用。北斗历法是依据人们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个太阳回归年不同时段的指向方位，推算年、节、日的一种历法。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该历法仍然属于太阳历法的一种类型，其中的年周期就是太阳回归周期，即366日为一年（取其整数）。这也就是“中国历法”研究中所说的“汉朝以前的古代中国历法以366天为一岁，用‘闰月’确定四时和确定岁的终始”。贵州大学教授李守力认为“秦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使用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历法的朝代。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出现了大转折，全国统一历法，历法也成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汉武帝责成司马迁等人编写了《太初历》，之后刘歆作《三统历》，这两历的重要特点是年岁合一，一年的整数天数是365天，不再是之前历法的366天。该历法“历定阴阳（寒暑），历定四时，历定五行（即五季），历定八节，历定二十四节气”。该历法的特点是遵循太阳回归年（取整数366日），一年分八个时段，对应着一年四季八节（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灵枢·九宫八风》），是《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所应用的历法之一，用以预测一年不同时段的气候、物候，以及可能发生的疫情和疫病，并以此为背景创立了诸如八正、八极、八风、八动、八溪、八节、八虚、八髎、八纪、八达等与医学知识相关的专用术语，足见该历法在中医药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其六，干支甲子历法。该历法也称为甲子历、干支历，是运用六十干支特殊组合标记年、月、日、时的历法，是中国所特有的历法。其中“干支纪日”是现今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方法，据考从伏羲时代就开始有创建，夏朝就开始使用，时至今日从未中断。其特点是：①以太阳回归年为背景，岁首为立春，1年＝365.2422日。②无论年和月均不取整日，故无闰月、闰日。③用六十甲子组合，循环纪时（时辰，1日＝12时辰）、纪日、纪月、纪年。④“十二月建”是干支历法的基本内容，依据北斗星斗柄的指向确定（北斗星的斗柄指向确定“月建”，是月份的确定标准，故称“斗建”，“建”代表斗柄顶端的指向）。⑤全年12个月，以节气界定，从立春到惊蛰为1月，月建为“寅”；惊蛰到清明为2月，月建为“卯”……小寒到立春为12月，月建为“丑”。年年如此不变。⑥该历法与十月太阳历法使用干支甲子纪时的方法有别，前者是将天干与地支按特定方式组合之后使用，而后者只单用天干纪月（十天干正好标记1年的10个月），单用十二地支纪日（十月太阳历法每月36天分三旬，每一旬12天，十二地支正好标记12天）。《黄帝内经》但凡与干支甲子纪时有关的原文，除与十月太阳历法有关外，都会与该历法有关，《素问》运气10篇中有关涉及干支的原文，一定属于该历法具体应用的内容。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历法知识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服务于人类生活，服务于农耕经济。人类的生命活动也和农耕活动一样，必然经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五季）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能够计量时间的历法也必然对人类生命过程进行计量和相关知识的分析，这就是《黄帝内经》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与农家一样，十分重视历法在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应用的缘由。由于人类生命过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故而应用了六种历法知识解释相关的医学命题，建构医学的相关理论。
农家农耕生活生产经验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启迪及意义
农家疏浚河道，顺势而为思路，对《黄帝内经》构建针刺治病理论的启示
“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河道）可通”（《灵枢·逆顺肥瘦》）。这是农家农耕生产中的疏浚河道经验总结，体现了农家应用顺势而为思维指导生产劳动。河道疏浚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如果河道堵塞，不但农田得不到应有的灌溉，还可能酿成水患。《黄帝内经》将农家这一生产经验，径直应用于构建针刺治病理论，认为针刺治病应循着经络穴道的顺逆施治，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治疗效果。明代张介宾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认为“水有通塞，气有滑涩，血有清浊，行有顺逆，决水通经，皆因其势而利导之耳。宜通宜塞，必顺其宜，是得自然之道也”“血清气滑者，犹临深决水，泄之最易，宜从缓治可也；若疾泻之，必致真气竭矣。血浊气涩者，犹循掘决冲，必借人力，但疾泻之，其经可通也”（《类经·针刺类》）。对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分别描述了疾病初、中、末三期，病位高、中、下不同类型的顺势而治的措施。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经脉气血的运行具有方向性和时间性，因此针刺治疗疾病时务要顺应经气运行路径和时序的规律，方能取得理想治疗效果，如“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灵枢·卫气行》）。指出针刺实证要用泻法，要在经气方盛之时，迎着气血流注方向刺之，加速经脉气血向脏腑灌注；刺虚证用补法，当在气血运行离开某一部位，要在经气方衰之时，顺着气血流注方向针刺，有利于气血继续流注其中。此即张介宾所注“刺实者刺其来，谓迎其气至而夺之。刺虚者刺其去，谓随其气去而补之也”（《类经·刺治类》）。《黄帝内经》还将农家这种顺势而为的思路广泛应用于相关理论的建构，如对寒热厥证病机分析的理论（《素问·厥论》），顺应月相变化而增减用针次数治病的理论（《素问·缪刺论》），顺应天时而养生的理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
农家“下有渐洳，上生苇蒲”的农耕经验，对《黄帝内经》“司外揣内”诊法理论建构的启示
农家“下有渐洳，上生苇蒲”（《灵枢·刺节真邪》）的农耕经验，是其通过观察苇蒲的生长态势作为判断地下土质的墒情和肥瘠的依据，这是农家经验思维以及实践真实体验的写照，这也体现了认识论中通过事物表象（“苇蒲”）探求事物内在本质（“渐洳”）的辩证思维方法。《黄帝内经》在广泛应用这一思维方法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结合人们熟知的“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灵枢·外揣》）生活实践之例为喻，论证人体是一个内外相应的统一整体；论证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虽在体内深不可见，但其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如“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必然映象于体表，必然可以通过诊察五音、五色，乃至脉象、舌象等表象的种种变化，探求人体内在各个脏腑器官的机能变化。正如张介宾所注释，“五音五色见于外，因脏气而彰明也。五脏之气藏于内，因形色而发露也。外之不彰明者，知内之波荡也。即如鼓非桴也，得桴而后鸣；响非声也，得声而后应；影非形也，得形而后见，是皆内外相袭而然”（《类经·色脉类》）。因此，临床医生只有认真把握这一现象与本质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做到“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临证才能对于深藏于内的脏腑气血之病证，做到“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一样的明晰清楚。医生只有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临证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生命现象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和抽象，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无误，论治也就会正确无谬。这就是农家论证“苇蒲”与“渐洳”辩证关系的医学意义，也即所谓“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基本内容，这就是《黄帝内经》诊断疾病时思维方法的缘起。
《黄帝内经》在诸如农家论证“苇蒲”与“渐洳”及“水与镜”“鼓与响”命题的基础上，将凝练出的“司外揣内”“司内揣外”思维方法，作为建构中医诊断理论的思维基础。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有诸内者形诸外”（《丹溪心法·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内在的病变，必然会通过经络气血的作用，从五官四肢等体表组织表现于外。某一局部的体表组织器官，与人体内脏器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的病证，一定会有不同的症状特征。《黄帝内经》作者通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活动，掌握了疾病本质与表现于外的病理现象之间密切相关的联系，于是总结出“司外揣内”的思维方法，并据此建立了中医学独特的诊断手段。
辩证法认为，现象（“苇蒲”）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本质（“渐洳”）的外在表现、是不能脱离本质（“渐洳”）而独立存在、是可以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而本质（“渐洳”）则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现象（“苇蒲”）的内在根据，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农家就是通过观察大量生动而鲜活的现象（“苇蒲”），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生命现象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和抽象。《黄帝内经》还将农家通过“苇蒲”（现象）探求“渐洳”（本质）思维方法化用为“司外揣内”（《灵枢·外揣》）。
农家对树木研究的经验，对《黄帝内经》体质理论建构的启迪及意义
禾苗树木必然是农耕活动主要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树木材质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同一树木的不同部位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一个性化差异的认识方法，是《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相关理论时信手拈来的知识素材。
如经文认为，“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早开花。蚤，通‘早’。花，开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树皮溃烂，汁液流渍。漉，汁液渗出）。卒（音义通‘猝’）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wù，没有枝条的树干。此指树木枝叶折损而成为光秃秃的树干）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黄帝曰：以人应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灵枢·五变》）。
此节经文应用先秦农家对树木植物的研究成果，类比人类不同体质的特殊性，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对某些疾病的罹患性的医学问题。于是经文以木喻人，认为不同材质的树木对风雨旱霜等气候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即或同一材质树木的不同部位，也因质地的差异而对损伤因素的反应有所区别。提示在分析、评价人类不同个体对致病因素、肌体病损程度、人体罹病性质而言，缘于体质的因素，是否感邪、感邪的轻重状态的差异性，或是同一生命个体，也有内脏（五脏、六腑、奇恒之腑）与形体（皮肤、血脉、肌腠、骨节）等不同部位，而人体不同的部位对于不同性质的邪气之侵害，亦有不病、易病、少病，或病变之后又有虚实、寒热性质之殊。这就提示人的体质不同、脏腑器官的形质之异，对致病因素的抵抗力、耐受力之不同，不仅体现在外感病中，对内伤致病因素也不例外，故曰“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灵枢·五变》）。经过此番以木喻人的临证类比思维后，认为人类体质差异在发病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黄帝内经》构建体质理论的思维缘由之一。
《黄帝内经》记载着丰富的体质学内容：有体质的肤色黑白辨识、有体质的肥瘦辨识（《灵枢·逆顺肥瘦》）、有体质的年龄老少壮小辨识（《灵枢·卫气失常》）、有体质的勇怯心理状态辨识（《灵枢·论勇》）、有体质的五行五类辨识（《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有体质阴阳太少辨识（《灵枢经》的“五音五味”“通天”）等。此处仅以《黄帝内经》将“农家”知识应用于人类体质理论建构之例，以期说明经文体质理论的构建和其他相关理论的建构一样，一定是多元、多路径的。
农家对谷、肉、果、菜研究的经验，对《黄帝内经》脏腑机能调治理论建构的启迪及意义
“民以食为天”，农耕活动所得到的谷、肉、果、菜是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无的必须物质，因而先秦农家除认为其具有果腹功能之外，还通过直接的切身体验，研究出各种谷物、家禽、家畜、果品（水果、干果）和菜蔬等产品的性味和调理人体脏腑机能的功效。《黄帝内经》在建构医学理论时，就将农家农耕活动所得谷、肉、果、菜的研究成果，用于治疗或者调理脏腑机能，经文“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脏气法时论》）就是农家知识用于建构医学理论的真实记录。
由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形态、功能各异，所患病证必然有所不同，所以调治所用的药食品类之五色、四性、五味必然有所区别，其中“五谷：秔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冬葵，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嫩叶可食）甘、韭酸、藿（豆叶）咸、薤（xiè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鳞茎可作蔬菜）苦、葱辛。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jīng粳）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豆科植物大豆的种子发芽后晒干而成，药性甘、平，归脾、胃经，有清解表邪，分利湿热之功能）、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即大麻，又称火麻，种子可食）、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五禁（禁忌）：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灵枢·五味》）。
此节原文分别论述了调治五脏疾病时的“五味所宜”和“五味所禁”。“五味所宜”所指有二：一是与五脏属性相同之味的农作物对相关内脏具有滋养之功，如脾色黄，黄色宜甘，故脾病宜食甘味的粳米饭、牛肉、红枣、冬葵；心色赤，赤色宜苦，故心病宜食苦味的麦、羊肉、杏、薤等。二是根据五脏的生理特性，依据“顺其性为补，逆其性为泻”的原理，应用农作物之味予以调理，如肝色青，宜食甘，即是顺肝气喜缓恶急的特性而以甘味补之。“五味所禁”，是指五脏有病，禁用与之相克之味的农作物，如“肝病禁辛”，是因为辛属金，能克肝木。又因筋为肝之体，“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所以“肝病禁辛”。再如“心病禁咸”，是因为咸味属水，能制心火。心主血脉，而“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素问·五脏生成》），所以“心病禁咸”等。从而说明农家的谷、肉、果、菜对于人体是具有“养之”“伤之”二重作用，在应用于调理内脏之时，务要遵循经文“所宜”“所禁”之规定。
上述原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人体五脏与四时、五行、五味相应，农作物中的药物和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等食物皆有五味之异，农作物中的药物之四性、五味用以祛邪治病，食材之四性、五味则是人体营养的重要源泉，也是脏腑机能调理的重要材质。
农作物中的五谷粮食是人类所需营养的来源，五果作为食材之辅助品，五畜之肉是血肉有情之品，常被用来补益人体之精血，各种蔬菜之味是营养的必要补充。总之，农作物提供的各种食材之四性、五味都能充养助益人体，是维持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即或是人类日常生活，饮食五味只能调和，不能偏颇，才能使五脏的精气旺盛充沛，从而确保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即所谓“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之意。中医人在临证时，务要熟悉五脏与四时、五行，以及农作物中各种食材之四性、五味的关系，掌握农作物中各种药材、食材之四性、五味及其疗效功能特点，再依据药材、食材之四性、五味之“所宜”“所禁”原则，结合四时五脏阴阳状态，予以药食调摄，养生治病。上述原文的内涵，就是将“农家”知识运用于调治脏腑疾病理论建构中的应用实例。
《黄帝内经》全面吸纳农家经验，构建五运六气理论
《黄帝内经》在建构五运六气知识体系时，更是全面而广泛地吸纳了秦汉时期“农家”的学术成就，使五运六气知识更为丰富，意义更加广泛。如认为，“敷和之纪”是木运平气之年，该年份的气运变化总体特征是“五化宣平”（即气运变化平稳，不会有强烈的灾害性气候），文中“其气端”至“其令风”句，是指五行中“木”的特性及其可能发生的气候、气象变化；“其谷麻”至“其色苍”则是对木运平气年份农事活动中与之属性相应的谷、果、畜、虫等生物品类生长状态的记载。其他“升明之纪”（火运平气的年份）、“备化之纪”（土运平气的年份）、“审平之纪”（金运平气的年份）、“静顺之纪”（水运平气的年份）情况类此（《素问·气交变大论》）。显然，该篇五节经文就是以“农家”学术内容为基本素材，阐述五运六气理论中五运（木、火、土、金、水）平气年份的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作物中的五谷、五果，养殖业中的五畜（马、牛、羊、鸡、犬、豕）、五虫（毛、介、鳞、倮、羽五类动物）等生长、繁衍状态的影响。经文的基本意义在于，人类可以根据气候、气象变化的规律，预测相应年份农作物、饲养的动物繁衍、生存状态，从而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指导农事活动，从而达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繁荣农业景象。就是将“农家”知识运用于五运六气理论建构中的应用实例，《黄帝内经》在其专论五运六气理论的10篇经文中有深度的展现，并将其纳入到中医药知识体系之中论述的。
人类的农耕和医药活动，是为解决民众基本生存和生命救治的两大基本诉求，二者在中华族群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在同源、同根、同宗的基础上相互融通。通过上述《黄帝内经》在建构中医药知识体系时对农家知识的借鉴与化用，更加体现了中医药理论的丰富文化内涵。（张登本 陈震霖 陕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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