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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先秦诸子之学中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其“依法治事”“明其法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思想对《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知识的建构，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无论是医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临床诊病、治病，乃至养生防病理论和技术的形成，无不深深地浸润着法家理念，并应用生命科学之“恶死乐生”的内涵定义了法家的“趋利避害”人性观，并将其应用于临证疾病诊治理论和养生理论的建构。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理念。经过春秋之管仲、子产，战国之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传扬和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学术门派。
战国末期，韩非子对该学说予以总结、综合，乃至集成为一家，且有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秦朝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后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和法律体制，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与法制的主体，并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足见其对法制的高度重视，这一法制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稳定社会的主要手段。法家理念对《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黄帝内经》对“法”基本涵义的应用
《黄帝内经》162篇经文中总计126次提及“法”。其中，“法”的基本涵义有五：
一指法令、法律，如“天符为执法”（《素问·六微旨大论》）。
二指法则、法规、准则，如“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生气通天论》），“循法守度”（《素问·示从容论》）中的“法”即是此意。
三指规律、常理，如“人以……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不治，法四月……传五脏而当死”（《素问·玉机真脏论》）。
四指效法、仿效，如“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九以法野”（《灵枢·九针论》）。
五指方法、办法，如“阳明之阳，名曰害蜚（通‘阖扉’，门扇），上下同法”（《素问·皮部论》），“当以不病调（diào，查，调查）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调之为法”（《素问·平人气象论》）。
法家“依法治事”原则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法家”之“法”是指法律政令，认为无论是治国、治人、治事都应当有一定的法度。“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韩非子·八说》），这就是法家强调“依法治事”的基本原则。《黄帝内经》正是在全面地接受并运用法家“以法治事”原则的前提下构建自己医学理论的。
《黄帝内经》遵循“依法治事”理念建构医药学理论
正因为法家崇尚之“法”，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律令、原则和准绳，所以对于“以人为本”“珍视生命”为治医基本准则的《黄帝内经》理论而言，更是将“法”作为医学事业的行业规范，作为从医者必须遵循的行业行为准则。其中，构建的医学理论原则有：藏象理论（五脏为本、脏腑机能、精气血津液生理机能、脏腑间的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等）、经络理论（经脉命名原则、经脉分布规律、经脉走向交接规律、经脉表里关系及其脏腑络属规律、经脉的生理病理规律等）、病因的分类规律（阴阳分类法、三部之气分类法）、各类病因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发病规律、病传规律等，诸如此类的理论都有严格的知识内涵。这些医学的行业标准，都是业医者应当严格遵循的法度。
《黄帝内经》遵循“依法治事”理念，制定医疗行业的临床行为规范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韩非子·八说》），临床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应当予以严格遵循。
一者，医生诊病必须遵“法”行事，并确定了相应的诊病方法。“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素问·移精变气论》）。原文认为，诊治疾病极重要的关键在于不要搞错色脉，能够运用色脉而没有丝毫疑惑，这是临证诊治的最原则。
就诊脉法则而言，《黄帝内经》记载的诊脉方法有三部九候遍身诊脉法（《素问·三部九候论》）、人迎寸口二部合参诊脉法（《灵枢·禁服》《灵枢·经脉》《灵枢·四时气》等）、独取寸口诊脉法（《素问·五脏别论》《素问·玉机真脏论》《素问·经脉别论》等）、尺肤诊法（《素问·脉要精微论》《灵枢·论疾诊尺》）等。凭脉诊病时则要遵循“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素问·脉要精微论》）的诊脉最佳时间选择的原则。这是由于经过一夜休整，患者机体的内环境还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人体之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尚未受到体外因素的干扰，因而能比较客观地表现疾病的真实情况的缘故。临床医生对自己指下感知具体脉象与所主病证的关系，则应遵循“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病情危重）”的脉象主病原则。
总之，医生临证在具体应用这些诊法时，还应当遵循“诊法常以平旦”“持脉有道，虚静为保”“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见微得过，以诊则不失”（即“见微知著”的诊治原则）；“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即“司外揣内”的诊治原则）；“常以不病调（diào音吊，察也）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人迎寸口“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以及人“一吸脉再动，一呼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等切脉诊病的法度。
二者，医生治病要严守法度。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制订了相应的治病原则和方法，认为医生治病必须遵循“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法则。
三者，针刺治病必须遵“法”行事。针刺是《黄帝内经》最常用的治病方法，故在“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素问·八正神明论》）观念指导下，制定了三刺法、五刺法、九刺法、十二节刺法（《灵枢·官针》）。艾灸、针刺放血、砭刺、推拿按摩等方法，概莫能外。
四者，组方也应当遵循君、臣、佐、使法度。这样才能达到“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最终治疗效果。
五者，养生也要遵循法度。如“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生气通天论》）。
诸如此类的一切临床行为，都应当严守医疗法度，都是法家“依法治事”理念在《黄帝内经》建构医学理论具体应用中的实例。
《黄帝内经》遵循“明其法禁”理念，制定医疗行业的临床禁忌
法家既认为“法所以制事”，而且强调制事还必须“明其法禁”，如此才能达到“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则外无死虏之祸”（《韩非子·八说》）的治理效果。《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认为，医学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从业者不仅仅要遵循“法所以制事”，还应当要“明其法禁”。
针刺治病要“明其法禁”
《黄帝内经》主要传载了刺灸治病方法，因而从多个维度制定针了刺治病过程中的“明其法禁”。
针刺时日要“明其法禁”。如“何谓五禁？愿闻其不可刺之时。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头，无发蒙于耳内。丙丁日自乘，无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泻水。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是谓五禁”（《灵枢·五禁》）。所谓五禁，是指运用针刺治疗时，须注意人体五部的禁刺之日。马蒔认为，“天干之应人身，头为甲乙日，肩喉为丙丁，戊己为手足，四肢合辰戊丑未之四季，庚辛应股膝，壬癸应足胫。故凡天干自乘日皆无刺之”，即是说明人与自然相应，天之五运六气与人体脏腑、经络是息息相应的。“自乘”指干支值日的意思。不同的干支应不同的部位，每一日都会逢到一个值日的干支，人体相应部位气血旺盛。如甲乙日，人气旺于头部；丙丁日人气旺于肩喉；戊己日人气旺于腹部和四肢；庚辛日人气旺于关节股膝；壬癸日人气旺于足胫。所以逢天干值日之时，对人体相应部位就应该禁针，以免伤人旺气。具体言之：甲乙日自乘，禁用发蒙针法刺治耳部的听宫穴；丙丁日自乘，禁用振埃针法刺治天容、廉泉穴；戊己日自乘，禁用去爪针法刺治腹部及四肢腧穴；庚辛日自乘，禁刺关节股膝部位的腧穴；壬癸日自乘，禁刺足胫腧穴。
肌体相关部位的针刺要“明其法禁”。人体有一些要害部位，必须禁刺。如五脏的要害，针刺时必须避开，否则就会导致死亡。刺伤血脉导致出血，也会引起不良后果。某些部位不可深刺，如“刺脊间，中髓为伛；刺缺盆中内陷，气泄，令人喘咳逆；刺手鱼腹内陷，为肿”。患者在暴饮暴食，大饥大渴、过度疲劳和情绪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不可施针刺治（《素问·刺禁论》）。
病人临证状态的针刺要“明其法禁”。针刺前后禁房事、针刺前后禁醉酒、针刺前后禁喜怒、针刺前后禁劳累、针刺前后禁饱食、针刺前后禁饥饿、针刺前后禁大渴、惊恐之时禁针刺、剧烈活动后禁针刺。这是因为，在上述诸种情况下，营卫气血本已失常，如有此处种种因素时若再妄行针刺，不仅无益于取效，反会加重阴阳气血乖乱，可能会有“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的严重后果，这就是该篇制定针刺禁忌的理由（《灵枢·终始》）。
《黄帝内经》中不乏针刺禁忌之论，如刺分四时，逆则为害（《素问·诊要经终论》）；刺有天忌之日，不可对身体相应部位予以灸刺破痈（《灵枢·九针论》）；另有逐月禁刺之法，如“正月三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阳。四月五月六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阳……”（《灵枢·阴阳系日月》）。凡此种种，虽互有区别，但基本精神一致，旨在说明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人体内脏腑经络之气血盛衰盈亏，生长收藏，表里出入随时间的推移必有相应的变化。因此，在一定的时日内，人体脏腑主气不同，所以针刺应当考虑禁忌之日。如此诸种临证针刺禁忌，均受法家“依法治事”“明其法禁”理念的影响。
疾病的临床护养要“明其法禁”
五脏病证的临床养护要“明其法禁”。心病，“禁温食、热衣”（因为“心恶热”之故）；脾病，“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恶湿”之故）；肺病，“禁寒饮食、寒衣”（“肺恶寒”之故）；肾病，“禁犯焠㶼（烧烤、煎爆食物）、热食、温炙衣”（“肾恶燥”之故）（《素问·脏气法时论》）。此节所论五脏病证之所“禁”，与“五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素问·宣明五气》）的生理特性有密切联系，如“肺恶寒”，所以“肺病禁寒”。正因为“肺恶寒”，寒邪是最易伤及于肺而致肺失宣降的邪气，所以《素问·藏气法时论》有“病在肺……禁寒饮食、寒衣”之论。肺病“禁寒”是从肺病的临床养护调理的角度提出的，“肺恶寒”则是基于肺的生理特征，从“未病先防”的角度，避免感受寒邪，预防肺病发生的立场，强调寒邪可能对肺的伤害。肝为何“恶风”？“风胜则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古人生活体验和临床实践观察的结论。由于肝主筋，主管肢体筋肉的运动，一旦肝之机能失常，则易发生肢体筋肉不自主的“风动”病证，故而有“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结论。可见，大凡临证见有肢体筋肉“风动”症状者，其辨证定位应当以肝为先，这是“肝恶风”特征发生的基本立场。再如“脾恶湿”是脾的基本生理特性，是《黄帝内经》的共识并以此为据，指导临床组方用药，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素问·藏气法时论》）即是其例。脾属阴土，土性湿，湿盛则困脾，碍其运化，故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素问·至真要大论》）之病机概括。又有“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灵枢·五味》）。
气血筋骨疾病的饮食养护要“明其法禁”。经文认为，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素问·宣明五气》）。“五味所禁”与“五味所入”，表达了药食既能养人也能伤人的二重作用，尤其是在人体有病的状态下更要慎用。此处针对五脏及其所属的气血筋骨肉在病理状态时，易被某种特定气味之药食所伤的实例及其机理加以总结。
特殊病种临床养护要“明其法禁”。
热病禁忌。“病热当何禁之？……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素问·热论》）。此节论述了违背热病的饮食禁忌而引起的“食复”病证，该病证是指热病中因为饮食因素所致的病情反复，其原因是热甚而强食之。“食复”发生病机是因其与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所致。此证的治疗原则是“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同时确强调了热病的饮食禁忌：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
热中、消中病证的临床禁忌。“热中”和“消中”属于中焦热盛所致病证。该病是消渴（《素问·奇病论》）病的另一种类型，正因为此类病证多因“数食甘美而多肥”所致，所以临床治疗时一要“禁高粱（通‘膏粱’）”，因高热量饮食滋生内热，加重病情；二要“禁芳草、石药”，因为“芳草之气美（美，当作‘㶣’chan热也），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素问·腹中论》），也有助长邪热的作用，故而禁忌。
因为医生临床治病之理犹如“治国”之道，应当“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灵枢·外揣》）。这就是《灵枢经》为何三次将治医与治国类比，其用意就在于强调“明其法禁”在治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要求医务工作者对于医学行业制定的规范和禁忌，务必做到“令行禁止……勿敢犯也”（《灵枢·玉版》）。
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处事原则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认为，世间的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因此，处事之法也应当随着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适时地做出相应的调整。法家这一灵活机动的处事原则在《黄帝内经》理论建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俯拾皆是。
在养生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黄帝内经》认为，由于受肾气以及五脏气血盛衰变化的影响，人体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为生（出生）、长（发育）、壮（壮盛）、老（衰老）、已（死亡）的不同阶段。男女两性虽然都遵循这一生命演化总规律，但又有差异，因此在各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理特征，要根据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效果。
在九针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针刺是《黄帝内经》最主要的治病方法，但是不同的病种，由于病位、病性的差异，不能应用同一种规格的针具予以治疗。在“事异而备变”的思想指导下，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的病变，必须选择不同规格的针具进行刺治，于是就有“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灵枢·官针》）的临证经验结论。
此节经文强调针具选择的重要性，认为“九针之宜，各有所为”。不同规格、形状的针具有镵针、员针、锋针、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种，其大小、长短、粗细、形状各不相同，这是根据临床治疗不同病证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规格型号有别的针具所治病证有所差异，临床针刺疾病时，务必要结合疾病病位的浅深、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而选用不同的针具，即所谓“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之义。这也强调了临床医生务必要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部位的临床病证，选择不同长短、不同粗细、不同形状规格的针具进行刺治，如“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鍉针于井荥分输。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病痹气暴发者，取以员利针。病痹气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针。病在中者，取以长针，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否则，如果违背了“事异则备变”的施针原则，就会发生“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反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灵枢·官针）的临床医疗事故。
在外感热病六经证治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病证也是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就外感热病（伤寒病）而言，随着发病时日的延长，其病变部位、病理反应、临床表现必然是有区别的：“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于是在“世变则事异”的思想影响下，就有了“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治疗思路，自此就奠定了以六经理论为辨证体系建立的基础，初创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思路（《素问·热论》）。
在脏腑病证传变中诊治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法家“事异则备变”理念在《黄帝内经》建构内脏病证的诊治理论中也是如此，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疾病在五脏之间传变的顺序、病变所在的内脏、病理反应、症状特征均有明显的差异，故而有“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是顺传所胜之次”（《素问·玉机真脏论》）。此节经文以五行理论为据总结了五脏疾病的传变变规律：子病及母→传之所胜（相乘）→（再）子病及母→（再）传之于所不胜（相侮）。但是经文又说，“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因七情所致病证，可以不按上述的病传规律进行传变。前面所述的是一般传变规律，此为特殊状态。《黄帝内经》对待五脏病传的思路，就是法家“事异则备变”处事原则的具体应用。
这一认识，既是《黄帝内经》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治病理论发生的基础，也是法家“事异则备变”思想的体现，更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
法家的“趋利避害”人性观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先秦法家认为，“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民众固有的本性。管仲认为，“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商鞅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同‘逸’，安逸），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情，性也，本性）也”（《商君书·算池》）。《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应用生命科学中“恶死乐生”（《灵枢·师传》）的内涵定义了法家的“趋利避害”人性观。人类患病、死亡就是“害”；人类健康、长寿就是“利”。因此，使人健康、长寿，防避罹患疾病，促使延年益寿就成为医学的必然本质和终极目标。这就是《黄帝内经》要从疾病的临床诊治和养生保健两个维度应用法家“趋利避害”人性观构建相关理论的理由。
将“恶死乐生”之人性观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治
《黄帝内经》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将“恶死乐生”的人性观应用于临床疾病诊治理论的建构，认为“人之情（情，性也，本性），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此节原文充分体现“恶死乐生”之“趋利避害”人性观的临床应用，认为病人围绕病情的各种诉求、喜恶，一定与病情变化相关，都会影响疾病的内在机理而妨碍治疗。例如王公大人（地位显赫的富贵之人）多骄恣纵欲，此时要利用其“恶死乐生”之本性，应用心理治疗中的言语开导法，“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经文中的“败”，指保健治疗失败的原因，帮助患者进行心理病机的分析；“善”，正确的做法为善，让病人了解却病愈病，保持心身健康的常识；“便”，指导病人选择适当方便的治疗方法；“苦”，开导病人之苦楚之处，使之情志舒畅、愉悦。如此使病人的不正确要求得以改变，从而合乎病情，以利于治疗。言语开导法治病的机理在于人们都有健康长寿的良好愿望。当患者明白自己疾病发生的原因、危害及后果，多会通情明理，这就顺应了“莫不恶死而乐生”的人之本性。
将“恶死乐生”之人性观应用于养生理论的建构
《黄帝内经》熟知民众都有“恶死而乐生”，追求健康长寿的本性，因而养生理论就是其中主要内容。如何养生？经文认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此节经文重点论述了养生的最高境界及其最佳效果。养生的最高境界的具体做法：顺四时而适寒暑（包括形体和饮食的寒温调适）；和喜怒（即七情和合，心情愉悦）；安居处（生活起居有规律，居住环境优越）；节阴阳（性生活和谐而不过度）；调刚柔（“劳”即“刚”，“逸”即“柔”，劳逸结合。即“形劳而不倦”）。通过养生达到的最佳效果：僻邪不至，即健康不病；长生久视，即长寿（延年益寿）。充分展示了法家“趋利避害”人性观的应用。
法家思想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的建构是多方面的，此处仅从五个维度，举例说明中医药理论知识源于先秦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彰显将中医药学称之为“是一个伟大宝库”的理由。（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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