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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断层”与“思维异化”是当代中医学术传承困境的基本原因。抛弃了传统的知识系统，用削足适履的方式重构的学术体系，使得中医文化传统内在一致性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被割裂。
•发皇古义，固本开新。中医学必须“我主人随”，用中医理论阐释中医实践，用中医实践升华中医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医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医药学拥有数千年的实践积累，体系独具，理论独特，成就辉煌，但在当代社会却不能尽情展示自身特色与优势；中医药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学术典籍，今天却常常无法摆脱自我辩护的尴尬；近百年来中医药拥有了快速发展的教育规模，却发现存在着学术传承的危机。这与近代百年的思想、科技、文化大变革密不可分，“文化断层”与“思维异化”成为当代中医学术传承困境的基本原因。
文化断层指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教育内容与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使当代人多已不具备传统文化的基础训练和思维能力；思维异化指中医学在经过近代“科学化”改造之后，主体思维一定程度上与西医趋同。从“医”到“中医”，从“本草”到“中药”，不仅是名词的变化，更是一个文化重塑和思维异化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的形塑
要厘清中医的理论嬗变及思维转型，首先要明确何为中医本体。中国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医三者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独特的“生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文化又形塑着中医学的形态。例如，汉末魏晋以来的医学传承，受道家文化影响至著，“道医”是医药学家的重要代表。而唐宋以后，儒学则对医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与形塑，中医理论得以系统整理、凝练和升华，提高了医学的人文境界。在医学队伍构成方面，“儒医”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
“儒医”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宋会要辑稿》曰：“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儒者的参与，中医学医乃仁术的本质定位、精气为本的学术基础、以和为贵的学术宗旨得以确立。同时，儒医以区别于一般医家的独特道德理想、思维定式、生活方式、处世风范，使医学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地位提升。
在医籍正典化方面，“儒医参定，置局校书”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在宋开宝年间，宋太祖命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共同撰集新本草，任命翰林学士卢多逊、李昉以刊定之职，医、道、儒三家合作撰写新药典，成为医儒结合的一个范例。校正医书局校正了我们现在传承的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黄帝内经·素问》《脉经》《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等。校正医书局的工作历时10余年，其最大贡献就是使各流派传承的重要医籍实现正典化。
在医学教育方面，宋代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化设计。一是通经之士，兼领医术，即让通经学的儒者来兼管医学；二是分科教导，仿儒学之制，在儒学的模式下，对中医分科教育进行了系统规范；三是试补考察效儒学立法，即按照儒者的待遇考察医者，我们现在熟知的“大夫”“郎中”等称呼都是宋代官制在中医学中的历史遗存。
晚成的医圣张仲景也是儒学影响医学的一个侧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卷一·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六首》提到的“伤寒八家”涉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等医家，将张仲景与其他诸家并列而论。但经过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校正刊行，《伤寒论》成为政府颁行的经典，正典化的《伤寒论》与儒医化的张仲景“医圣”形象逐渐为世所公认。
总而言之，宋代儒学从人才队伍、医籍整理、教育体制方面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改变了汉末至宋前以搜集经验方为主的学风，使得金元医学呈现理论创新与流派争鸣的繁荣局面，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态势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包括身体观、疾病观、治疗观；形成了以健康为核心，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主要特征的形神一体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以疾病谱系变化（包括疫病）的应对为问题导向和驱动力的发展路径。
从博物传统到数理传统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立宪与革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等等，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中医不断发生理论的嬗变与模式的变革。
桑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中说：“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和制度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在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冲击下，中医学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整理，并构建了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思维方式从博物传统向数理传统的嬗变，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医药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博物传统是以人的尺度研究问题，是平面化、非还原的、网络化的，注重整体特征和整体联系的考察事物的方式；数理传统首先强调数学化，可量化、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能够诉诸实验研究方式。近代中医嬗变可由“本草”到“中药”，“医”到“中医”两组概念的演变窥见一二。
从“本草”到“中药”
近代之前的本草学，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药性理论是典型的源于博物传统的学术体系，“本草”是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最佳标本。孔子讲，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宋代郑樵认为：“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唯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正因于此，李时珍《本草纲目》在世界上并不被单纯视为一部药学著作，而是一部博物学大典。即如明代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所说：“兹其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近现代科学则是建立在数理传统基础之上。“中药”一词代替“本草”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深受数理传统的影响。1933年《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对“药物学”内涵与外延的表述可以体现近代科学影响下“本草”到“中药”的转变：“药物一科，即古之本草，其内容宜参照近世药物学通例，分总论、各论二篇。总论，如讨论药物之一般通则或禁忌配合等。其各论中宜仿药质分类法，每述一种药，须别列子目，如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等，以清眉目。”
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以药性为核心，“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到以功效为核心，从药理、药化等角度解析，近代背景下构建起来的中药学与传统本草以“药性”为本体的格局已经大不相同，其体例结构、项目设置、药物分类、内容阐述等均突出表现了“西化”的格局。“据性而用”，药性的体现是整体的、综合的、复杂的。按功效分类，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思维定式，以偏概全，像把麻黄固化为一味解表药，把石膏固化为一味清热药，这就是思维模式的改变导致的弊端。所以《本草崇原》讲：“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
从“医”到“中医”
本草如此，中医理论的嬗变与体系的变革更是如此。理论的嬗变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知识成为西方医学知识传入后得以内化的基础和凭借，使得中医出现了“失语”的现象；二是在“科学化”的旗帜下，对中医进行了体系化改造，中医自身的思维训练、意义传递和生成功能弱化乃至逐渐消失。
中医是如何“失语”的？我们知道，西方医学借道于日本而传入中国是一个重要途径，日本人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知识的接受。有学者曾讨论日本的解剖学译著《解体新书》对中国医学典籍中名词术语的利用，特别是张介宾的《类经图翼·身体名目篇》中丰富的解剖学词汇，为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解剖学提供了语汇库。通过他们的翻译，这些传统医学词汇和概念被赋予了中西两种诠释，传统概念有了双重内涵，成为新的知识体系。
总之，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使中医学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以西医学为参照，对中医进行整理，希望达成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目前的中医药学科体系，基本上是在近代科学思想与教育模式下对中医药学进行规范与重构的结果，可称为“近代范式”。
近代以来制定中医学术标准、统一病名、编审教材等举措，是社会对中医改革各种期待的一种综合反映。1933年《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的基本原则，以及基础学科包括解剖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医学史，应用学科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的构建模式，被高等中医药教育大体沿袭至今。功过是非，尚待评说。
发皇古义、固本开新是中医发展必由之路
文化断层与思维嬗变的问题，不仅涉及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也反过来加重对传统的误读。因为今人已是按照西式分科和西式系统“条理”过的知识进行思考，依据这些新的制度体系规范行为。抛弃了传统的知识系统，用削足适履的方式重构的学术体系，使得中医文化传统内在一致性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被割裂。这是我们在中医药教学、临床与研究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困惑的原因之一。
因此，重新认识传统中医学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反思近代中医理论转型与思维嬗变，可以为当代中医药发展提供诸多启示。如果我们缺乏对近代中医研究模式形成及理论嬗变历史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中医特色的现代研究。
中医学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美国哲学家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的序言说，“一种哲学传统一旦被改造为我们西方人所熟悉之物，且以与其迥异的西方之真理标准为基础来评价，那么，这种传统肯定只能是西方主题曲的一个低劣变奏。”哲学如此，医学亦如此。中医学必须“我主人随”，用中医理论阐释中医实践，用中医实践升华中医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医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因此，发皇古义、固本开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王振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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