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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综合不同时代众多中医著作、流派和学术观点而编制的统一教材，必然受制于编写者的知识范围，受制于编写者对中医知识和理解的局限性。最终，可能会造成一些中医知识的流失。
•中医在大医院的出现，带来了中医分科，很多中医师成为专科医生，不再是传统的全科医生。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到现代中医师的思维过程。
•现阶段，中药临床的使用原则与方式并不一定需要急于回答中药是怎么起作用，哪个化学成分起的作用，作用于人体哪个部位。基于大数据的中药研究能明确地说明服用这个药方后会发生什么，有用没用，对什么人有效，
•大数据能帮助我们用与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语言形式来表述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与价值。
中医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医以其精湛的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中华大地上盛行千年不衰。中医理论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影响，中国哲学阴阳平衡、五行生克、恒动相宜等基本观点广泛地应用于阐述人体的生理状况与病理变化之中。
中国哲学精、气、神等概念被引入中医学领域，用来说明人体的基本物质与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造就了天人相应在中医理论中的特殊地位。
中医善于充分利用不同时期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来充实其理论体系，完善其技术手段。古代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民俗和古代解剖技术的进步，对中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治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代金属铸造与磨制，炼丹术对溶剂的选择与加热温度和时间的控制，使得中医技术能力逐步提高，中医治疗工具，制药技术不断得到改善，进而治疗效果得到提高。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直与临床实践紧密相连，早期的砭石与尝百草形成了针灸疗法与草药疗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六经辨证治外感，脏腑辨证治内伤的基本原则。
后世的河间、丹溪、易水、温补、新安、温病等学派理论的形成都与疾病谱的变化、地域差异，以及个人知识结构不同所带来的临床实践经验的不同积累有关。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定型的标志。后世历代中医的理论发展都是在《黄帝内经》的框架中，对其某些观点或某个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中医临床实践的基本原则
中医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采集与病人和疾病相关的信息，加之行医者对气候、地域、社会与生活习性的理解来判断病人体内发生的变化和内外因素对这些变化的影响，判断患者归属于中医阴阳、气血、寒热虚实和脏腑经络相关的某个证型，根据证型，选方用药，选穴用针。
药物或穴位的组合是根据对证型的综合考虑，按照中医君臣佐使的原则排列而成，传统中医的临床治疗并不是针对每个单一的症状或与疾病相关的某一个因素来拼凑成一个药方。
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原则是中医的特色。中医诊疗的个体性不仅反映在不同的病人患有相同的疾病需要服用不同的方药或接受对不同穴位的刺激。更在于不同的行医者会对同一个病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近60年发展历程
近60年来，是中医几千年发展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就最多的时期。
1958年，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奠定了国家的中医政策，指明了中医发展的方向。
1956年，中医进入大学教育的殿堂，全新的、正规的、系统的群体化大学教育模式代替了传统的，个体的差异化中医传授方式。中医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为中医的大发展培养了大批接受过系统、规范教育的中医人才，奠定了中医大发展所必备的人力资源。
随之，中医的行医模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小诊所或药铺诊所合一的行医模式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受过系统培养的中医师进入各级大中小医院行医诊治，成为新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行医模式的变化为中医临床发展改善了治疗环境，提供了正规的现代医疗服务必备的条件，扩展了病种范围和病患来源。
中医高等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具有较完善的中医知识和较强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才，在中医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同行医的新环境下，为了适应患者的需求与期望，提高疗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采用中西医两法共同诊治病人的现象。临床的需要与政府的提倡，中西医结合成为这60年大发展的又一个亮点。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医在中国卫生健康事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中医科研成果越来越丰硕，引起国际的关注。
加之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世界上使用中医的人数不断增加，国外学术结构对中医的兴趣也不断加强，政府的介入也随之而增加。最近的30年，是中医走向世界步伐最快的时期。
60年的巨大变化是中医事业大发展的成果，60年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中医传授模式变化过程中，规范化教材的编写，系统化了中医的知识结构。
但是，试图综合不同时代众多中医著作、流派和学术观点而编制的统一教材必然受制于编写者的知识范围，受制于编写者对中医知识和理解的局限性。最终，可能会造成一些中医知识的流失。
先理论后临床的统一教程颠覆了先方药先临床，先经验后理论，重经验轻理论的个体化中医传统教育模式。
行医模式的变化和病患来源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医生对患者某些信息的综合利用，比如所在地域气候、地理环境、社会民俗、生活习惯等，在过去被应用在中医诊断疾病与选择疗法的过程中。
中医在大医院的出现，带来了中医分科，很多中医师成为专科医生，不再是传统的全科医生。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到现代中医师的思维过程。
中医基于直观形象，通过感官对于事物的具体感知的归纳思维方法和西方医学基于客观的逻辑推理思维方法的差异给中医临床带来了迷惑，有些人不再认真使用望闻问切，有些人离了现代手段看不了病。现代诊断手段，如实验室检验和影像技术等在中医诊疗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基本与中医阴阳辨证、气血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等理论和临床诊疗原则无关。
基于西医诊断结论的中医治疗缺乏理论依据。在很多情况下，中医治疗成为点缀，不受中医组方选药理论指导的中药西用在一些大医院成为普遍现象。
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使其在医疗服务体系与临床诊治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没有理论指导的中西医混用带来了中医临床诊治实践的迷失。
把中、西医二种哲学基础与思维模式相异的医学科学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到目前为止只是以二种医学临床诊疗手段并用的形式存在，尚未带来理论的进化。
用大数据为中医现代诊疗建立依据
60年，似乎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丢失有价值的东西，60年，似乎也有足够长的时间为我们积累大量的新东西。
60年临床实践的变化需要新理论，60年的经验积累为中医理论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与基础。善用这60年的积累能使中医理论的创新成为现实。
与历代中医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样，这个时代的中医理论创新需要借鉴和利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最新知识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排斥拒绝、或不懂装懂，妄自尊大，把新知识、新技术拒之门外的做法都不利于中医的存在与未来。大量的现代科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如影像技术、大数据、人类基因组计划、脑计划、精准医学等为中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
科学理论的创新需要合理的假设，然后用科学研究来证实假设。
中医理论的核心以脏腑经络为基础。西医借用了“心肝脾肺肾”等中医术语，但西方医学的心肝脾肺肾并不能涵盖精深博大的中医理论对这些脏腑功能的认识。
中医这些脏腑所包含的内容超越了西医对这些器官解剖位置与生理功能的理解。譬如肝脏，中医认为肝属风，藏血，主疏泄。肝脏的这些特性与人的精神情志、神经系统，妇女生理调节功能等有关。
我们能不能假设中医肝脏功能是现代生命科学所发现的某些器官、系统、组织、微观，甚至超微观层面的活动和功能的综合。如果通过人体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研究，对基因、分子、细胞的研究，脑计划关于神经反应与大脑反应传播路线的确定，以及对内分泌和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震颤麻痹、肝豆状核变性和妇科疾病的病理研究，发现和证实人体某些器官、系统和微观层面，包括细胞、基因、分子，在参与和完成中医“肝”的功能和病理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通过对研究结果的综合与归纳，从现代生命科学的意义上解读中医“肝”的生理功能，中医的“肝”成为一个涉及现代医学诸多特定部位，器官、组织、微观和超微观结构综合功能和反应的“亚整体”。
这个“亚整体”的活动，完成了中医“肝”的功能。采用类似的方法，通过对心肝脾肺肾的研究，分别归纳出心、肝、脾、肺、肾五个亚整体各自涉及的人体脏器、系统、组织、细胞、基因、分子等层次的活动与变化，并由这些亚整体组成中医人体的一个大整体。中医五脏功能的亚整体系统的发现与整合也许能完善人类生命学科对人体的认识。
体质学说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重要理论基础。奥巴马政府推动的精准医学希望通过基因测序、基因组图谱、分子、细胞分析测试等方法，确定各类亚人群，提升在基因层面上对疾病的认识，更准确地选择适合不同亚人群的治疗方法，针对性用药，针对性地防范副作用和耐药性的发生。
精准医学虽然不是试图为某个个体发明新的治疗或新的药物，精准医学能导致更接近个体的治疗。参照精准医学的思路与研究方法来辩识中医不同体质、亚人群的基因特征，进而指导养生、保健和治疗应该是个值得思考的研究方向。
现代医学临床研究的规则是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实验，而这正是中医临床研究面临的一个坎。我们尝试了多次，试图迈过这个坎，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失败。对中医临床研究，随机双盲对照仍然难以彻底解决问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大数据的时代，而随机采样是小数据时代的手段。在那个时代，人类不具有采集、收藏和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和资源。在那个时代，随机取样是最佳的选择，统计学处理有助于纠正小数据样本的误差，以便从有限的样本获取最多最好的价值。大数据时代追求的是多，数据不一定要精确，但多多益善。
数据不是来自于随机取样，追求的是“全”样本。大数据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预测会发生什么，但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也许这正是目前中医临床研究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硕大的数据证实根据中医传统四诊所采集的表象而得出人体病状的中医判断是相关的。
我们可以通过采集到的数据来分析使用相关的选药组方或穴位后的机体与症状的变化是否与这些治疗手段相关，来证实这些治疗手段是否有效、是否安全。
但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收集大量的数据，收集更多更多的数据，收集无限量的数据，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收集和分析海量的数据。有了超量的数据，我们也许还能在现代检验检测结果和中医阴阳寒热气血虚实之间建立起联系。把这些联系应用于临床实践，既是创新，也是回归。
大数据的方法也能用于中药的研究与开发。现代药物研究从单个化学成分入手，从中草药中发现新药往往需要从单味中药或中药方剂中提取单体化学结构。青蒿素提取与合成是中药现代化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但是，大多数临床使用的中药与中药方剂并不一定适合于这个模式。我们需要开发更多的科学研究模式来探索中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现阶段，中药临床的使用原则与方式并不一定需要急于回答中药是怎么起作用，哪个化学成分起的作用，作用于人体哪个部位。基于大数据的中药研究能明确地说明服用这个药方后会发生什么，有用没用，对什么人有效，什么情况下效果不明显。大数据能问答病毒感染加板蓝根是否必要，降血脂加山楂是否有用，什么情况加，什么情况不加。大数据提供的答案建立起中药在现代临床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依据。
大数据能帮助我们用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语言形式来表述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与价值。
只有我们能集举国之力，共同收集数据，只有我们能收集到最大数量的与中医药相关的数据，并分析这些数据。就能掌握大数据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的基本法则。这也是对中医发展的一种回归。
中医需要理论的创新与临床的回归。中医的未来并不在那些唱衰中医的人的嘴里，中医的未来掌握在为中医发展而努力的人们的手中。(陈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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