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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张文康：
追思熙明同志，共推中医药事业
我对熙明同志的第一深刻印象还是我当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的时候，当时在一次会议上，我跟熙明同志有过亲切的交谈，他就像一位兄长，亲切，随和，很有信心和大家在一起把地方和军队的药政工作做好。
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我从总后卫生部调到国家卫生部之后。熙明同志在广州出差时突发心脏病，我到广州去看望他。从那时起到现在二十多年来，熙明同志一直战斗在中医药岗位上，为中医药而奋斗，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第三个深刻印象是熙明同志很重视中医药的基本建设、学科建设。
我们今天追思熙明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中医药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医药事业。我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了5年，深深感到党的中医药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想，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我们必须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把中医药事业推向前进。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佘靖：
身体力行，鞠躬尽瘁
胡熙明同志对我国建立完整的中医药管理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来，如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有效的管理网络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和胡熙明同志的接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中央的文件下来之后，地方上还不能很快落实，一些省市的工作不是特别尽如人意。胡熙明同志希望三个直辖市中能有一个直辖市带头，北京是最有影响力的，于是胡熙明同志亲自带着局里的同志跟北京市市政府、市卫生局沟通。当时各地的建制很不一样，胡熙明同志希望北京市能够成立一个副局级的建制，在当地卫生局的领导和管理下，独立编制，单设财务，他对这些具体要求的落实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在胡熙明同志亲自带队推动下，北京市卫生局在1987年2月给市政府打了报告，市政府经过调查研究，于1988年夏天正式批复，同意副局级建制、编制单列、财务单设等要求，为全国做出示范。
通过北京市中医局成立的过程，我们可想而知在全国各地，为了落实中央的要求，胡熙明同志带着相关的同志做出了多大努力。多年来，我们的机构逐步健全，胡熙明同志作为开拓者，确实是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怎样落实党的中医药政策，怎样发展国家的中医药事业，胡熙明同志带领当时的班子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思路和想法。他提出，机构建设是基础，人才培养是重点，学术提高是依靠，科学管理是保障。而且提出思路之后，在每一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措施和政策。胡熙明同志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热爱还有为之奋斗终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也教育着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洪魁：
初创艰辛，来之不易
胡熙明同志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后，因为各部门的认识不同，核定、交接工作迟迟不能完成。一直过了一年，也就是1989年7月，我们才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了一个全国的中医药工作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的思想意识也并不一致。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开展工作存在一定的困难。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条件比较差，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租了一个部队的宿舍工作。后来搬到三里屯，我们两个副局长在一个很小房子里，桌子对桌子，工作了好几年。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熙明同志仍然带领我们努力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成立中医药管理局的政策，挂起了牌子，支起了摊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之不易，我们今天一定要珍惜。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然：
心系山西中医药发展
胡熙明同志是山西盂县人。盂县最闻名的是赵氏孤儿藏身之地，所以也被誉为“忠义名邦”。胡熙明一生正是忠肝义胆的写照。他为国家、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他的道德与功业是山西人民的骄傲。胡熙明少小离乡，但他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事业发展有过一段好时期，山西因为种种原因慢了一小步，结果落后一大截。特别是中医教育，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没能够及时起步，一耽误就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筹建中医学院。胡熙明亲自到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协调，从政策上、资金上争取到了支持，筹建工作这才得以推进。从1982年开始筹备到1989年正式建校，他多次回山西视察指导、加油鼓劲，又和家乡中医同仁一起见证了学校挂牌成立的历史性一刻。山西中医教育能够赶上最后一班车，山西中医学院能有今天，胡熙明居功至伟。
山西民间中医和社会办医也是在胡熙明同志的关怀下发展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中医局在山西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医专科医院建设现场会，把一批有专长的民间中医和有特色的专科医院推了出来。今天，山西民间中医队伍仍然十分活跃，能够出类拔萃、闻名十里八乡的也有不少。另一方面，民办中医专科医院占到全省中医医疗服务半壁江山，为发展社会办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胡熙明的见识是超前的，他不仅关心教育和科研，提出县县建立中医院，而且在医、教、研体系中，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和社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朱庆生：
他从未离开中医药战线
胡熙明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令我敬重。1986年，我在南京当中医局长时，胡熙明同志就提出省里和市里都要设立中医局，他很关心各地中医药的发展，每次见到我都问，“老朱啊，你们什么时候建中医局？”当我告诉他，虽然中医局还没有建立，但我们的中医处已经扩大和加强，人员增多，经费也翻了一番。胡熙明同志为了鼓励南京中医药事业发展，给我们拨款30万。80年代的30万不是个小数目，足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胡熙明同志提出“县县建中医院”之初，南京8个区、5个县只有不到一半的区县有中医机构，有的还只是门诊部形式。在他的领导下，经过不到3年的努力，南京的13个区县就都建立了中医院。他提出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学术发展为依靠，以科学管理为保证的工作思路，后来又强调中医药内涵建设和中医院要有中医特色，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回想起来，对我们现在如何搞中医工作，如何抓中医的建设，仍然有现实意义。
他还十分重视中医药教育工作，到中医药大学调研时，提出中医药院校的学生一定要读经典，把中医典籍背熟背透。我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以后，胡熙明同志已离开领导岗位，但他依然十分关心中医药发展的情况。在胡部长等老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工作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大家的思想空前统一，对于发展中医药的思路也更加明确。
胡熙明同志50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中医药战线，对这条战线的人和工作倾入了很深的感情，鞠躬尽瘁，使我深受教育。他认真调查研究，实实在在做事，使中医为国人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
他为中医药事业付出全部心血
我和熙明同志相识37年，在一起朝夕共事5个年头。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及中央批语，即78（56）号文件，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同年12月，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汇报全国各地78（56）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我就是在这个会上第一次见到胡熙明同志的。会后熙明同志组织四五个代表起草会议简报，他交代了起草的目的要求和主要内容，仔细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在简报的初稿上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认真修改，他修改的原稿我至今还保留着，让我一直铭记他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学风。
1986年1月，国务院第64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胡熙明同志全身心投入国家中医管理局的筹建工作中，他把国家中医管理局的成立看作是中医药事业按中医药工作的内在规律自主管理的开始。同年12月2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办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紧迫，他身上的担子很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切，都缘于他热爱中医，忠于中医事业，为中医药事业付出全部心血的决心。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陈珞珈：
带领中医事业突飞猛进十四年
1976至1990年这14年，是中医事业从文革浩劫后拨乱反正、艰难起步，又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全国中医药工作厅局长会议报告中有个数据可见一斑：“教育部一九八二年统计，全国当时的二十三所中医学院的设备总值，比一所南京工学院还少七百二十九万元。”
“政声人去后，功过世人评”。胡熙明主政中医工作的14年（1976—1990），是建国后中医最困难的十四年，也是中医发展速度最快的14年，虽然这些功劳不能全算在他一个人，但是他的主帅作用与领导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无法抹煞的。
胡熙明同志主政的14年，下面这一组数字非常能说明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6年底，全国有中医药人员24万人，到1990年底，全国的中医药人员发展到54.3万人，增加了30.3万人，翻了一倍多。结果到了2013年底，即23年后，全国中医药人员为52.3万人，23年后反而下降了2万人（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9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执业医师法》，原来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城市里一批老的没有学历的中医被取消了中医师资格，这是中医减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998年以前，中医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在医院试用一年后即自然转为中医师，此法颁布后，中医院校毕业生试用期满一年后，还要重新去考卫生部门的执业中医师，有相当一部分人考不过，所以出现人数下降。）
1976年底，全国有中医医院171所，到1990年底，全国中医医院发展到2141所，比1976年增加了1970所，翻了11倍。这一个时期，为今天乃至今后中医医院的发展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
1976年底，全国有中医病床1.6万张，到1990年底，全国中医病床发展到19.6万张。比1976年增加18万张，翻了11倍，这是一个近乎奇迹的速度。
胡熙明家属金玲：
一生献给中医药事业
毛泽东同志说：“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胡熙明同志坚决拥护和积极贯彻这一指示。在他81年生涯中，大多时间都在为中医药工作和奋斗，他把自己的终生都献给了中医药事业。
作为家属和中医工作者，我亲眼目睹了他为中医药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也目睹了为中医药事业共同奋斗的同志们的努力。我记得安徽省的同志们，为急于报告有关中医工作的一件事情，买不到车票，从安徽上火车，一直站到北京；我还记得老胡一个起草文件的班子，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没日没夜闭门拟稿，连续7天没有看见杭州模样。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如今想来，我仍然历历在目。
晚年，他仍关心祖国的卫生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当他得悉在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丰硕成果和飞速发展时，总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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