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要说清楚治病机理，有效的途径与出路可能是回归中医原有话语系统——让中医自己解释中医，把“西化”了的概念、范畴重新加以厘正，把颠倒了的价值观念扳正过来，把异化了的思维方式变换回来，把断裂的文化传统尽量接续起来。
拜读了贵报2015年7月9日第3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记者王君平的《面对莫斯，中医应有所作为》一文，不禁击节赞叹。同时，读到文中“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不能因治病机理似乎说不清、道不明，就被弃为糟粕”，又陷入沉思、难以释怀：中医真的说不清治病机理吗，什么时候才开始说不清治病机理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医说不清治病机理？如何才能让中医解释自己？
中医具有高明先进的理论方法
中医的基本原理和治病方法及其与现代医学相比所具有的特色与优势，虽然已有众多论文和专著进行过专门探讨，但似乎并没有完全说清楚。其实，用三张示意图就能将这一困惑中医学术界近百年的问题，直观而明了地表述清楚。
如图一所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中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理想状态，此时人体处于“无病”的“平人”状态，图中的“△”，代表着维持这一稳态平衡的“关键点”。
如果这个“关键点”向左或向右发生了偏移，“阴平阳秘”和谐平衡的稳态即被打破，此时人体就处于“偏阴偏阳谓之疾”的状态了。
若“关键点”向左偏移，即出现图二所示的“阳盛阴虚”，就会发生性质属阳、热、实，病位在表的病症。
同样的道理，如“关键点”向右偏移，即出现图三所示的“阴盛阳虚”，就会导致性质属阴、寒、虚，病位在里的病症。
因此，中医治疗疾病的高明之处即在于：只要辨别清楚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属性，对疾病的性质判断准确，所用药物的寒热属性能够与病症对应，据此施治，不仅不会有大错，而且任何疾病都有治愈的可能，不用去、也用不着探讨每个疾病发生的具体原因，永远也不会有《面对莫斯，中医应有所作为》中所说的“当人类费力找到一种对付病毒的新药后，聪明的病毒又通过变异，将人类轻易地甩在身后”之类的情况发生。现代医学针对每一个疾病先追究病因、再针对病因研制特异性治疗药物的做法，虽然被现代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最“科学”的，但其实是最“笨拙”的办法，不仅许多古老疾病的原因至今尚未搞清楚，而且新的疾病还在不断涌现，真可谓“与天斗，与病斗，永远也没有尽头”！
既然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那么“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就成为中医的最高治疗原则。而要使阴阳恢复和谐平衡的稳态，最重要的是要寻找出那个维系“平衡”的“关键点”。聪明的中国先哲，将这一“关键点”命名为“病机”——疾病的根本与关键之处，并依据“病机”立法、处方、用药，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是其巧妙过人之处。更为巧妙的是，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些“病机”概念建立了一套相互衔接的体系。以“虚实”为例，病属“虚”者，是因为“缺少”了什么，治疗自然应该“补其不足”，能够治疗的药物相应地便具有“补虚”的功能；同样的，病为“实”者，是缘于“多余”了什么，应该采取“泻其有余”的原则进行治疗，相应的治疗药物便赋予“泻实”的功效。如此一来，初步形成了贯通一体的理、法、方、药体系。更令人叫绝的是，又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与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理论相互联系，打造了更为完整、融洽、实用的一整套体系。正因为中医治疗疾病是针对疾病的根本与关键之处——病机来施治，所以当面对新出现的艾滋病、SARS、H1N1甲流感、H5N1禽流感、H7N9禽流感的时候，可以不根据直接或间接的经验，简便易行地辨别出寒热虚实等属性，进而处方用药。这不仅证明中医学绝对不是“经验医学”，而是能够根据疾病的表现，运用自身的理论与药物处理问题的成熟理论体系，更是迄今为止现代医学尚难以望其项背的高明与巧妙之处。
不仅如此，中医学认为同一种疾病不仅有或属阴或属阳（或在表或在里、或为寒或为热、或是虚或是实）的两种可能性，甚至还有虚实夹杂、上寒下热、半表半里等第三种可能的存在。这就更是中医的先进与高超之处了。以失眠为例，中医学认为至少有虚、实两端，分别采用“补气补血”与“清热泻火”两种治疗原则，而现代医学则只有“失眠—安眠药”这样一种疾病对应一种治疗药物的模式。对于神经亢奋者（中医认为属“实）来说，由于安眠药能使向左偏移的“△”（如图二所示）向中间运动，所以是适宜与合理的；但对于神经衰弱者（中医认为属“虚”）而言，则会使已经向右偏移的“△”（如图三所示）继续向右移动，岂不是雪上加霜？再以现代医学最为拿手的细菌感染为例，也只有“细菌—抗生素”一种模式，而中医认为细菌感染也至少有属热、属寒两种截然不同的病机，对属寒者而言，再用抗生素，岂不是火上加油？
总之，综合运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理论，四诊合参，窥测、捕捉、审察、判断、验证出“病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再以相应的药物与手段补偏救弊，使其恢复和谐平衡的稳态，就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理。
中医如何嬗变为“说不清治病机理”
如上所述，若以中医的理论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医治病是“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伴随着坚船利炮传入中国，中国人这才认识到在自己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西方世界，而且武器比我们先进，制度比我们科学。当人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承认“富”和“强”为进步和文明的唯一尺度时，就开始以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作为唯一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结果是中国“事事不如人”，于是先进的思想家以“冲破网罗”的精神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烈攻击，一再在价值观念领域宣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
具体到医学，也是如此。1916年余云岫即在《灵素商兑》中提出中医“除阴阳五行分派配合而外，不知实验研究之方法；除五运六气之外，不知疾病发生之原因；除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营卫血气而外，不知解剖生理之精意；除肾亏、肝旺、脾弱、血虚等等浮泛病名之外，不知病理组织之变化；除切脉、候脏、视色、听声而外，不知诊断疾病、认识证候之道途；除升降浮沉、寒热温凉、入肺入肝、属金属木之外，不知药物作用之实际及药物疗法之本义”。
1929年“废止中医案”发生后，面对西医指称“中医理论违反科学”的指控，占据主流位置的中医都公开表示支持“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倡导“中医科学化”，如《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云：“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其方术确有实效而理论欠明者，则采用近世学理以证明之。”陆渊雷说：“《素》《灵》《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大力提倡“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之治疗方法和原理”，原因在于“中医除治疗方法外，其理论知识绝少，或可说是没有可取的。用了中医的治疗方法，不用西医的理论知识，那就成了个医匠，不能算医学家，更谈不上学校和研究院了”。施今墨也说：“中医改进之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
总之，当西医诟病中医不科学，中医只能用西医的道理来证明自己也是“科学”。自此以后，中医不得不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的有关理论，并且整个社会都以为唯有如此，才算是对中医的创新和发展，由此而导致了中医学概念的混淆、理论的易辙。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逐渐会变成“失语的中医”，也就是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医。长此以往，中医将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因为中医长期以来丧失了运用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来阐释治病机理的“机会”与“权利”，以至演变为现在广为人知的一句戏言：“中医让人糊糊涂涂地活，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中医应回归原有话语体系
联邦德国中医学会会长波克特（M.Porkert）教授在1980年为庆祝李约瑟教授八十寿辰的论文中，就对我们长期以来“唯西方科学是从”，追逐时髦，随意比附的恶劣学风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警告：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虔诚的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从十九世纪到现在完全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目前中国的传统科学所面临的困境是某种误解的结果，而这种误解是由于西方科学固有的错误产生的。由于西方医学以因果分析为依据，可以对物质、躯体现象、躯体性疾病作出精确的判断，加上西医外科手术的断然措施和化学治疗的明显效果，因而有人主张按西方的方法来加强研究和治疗，这种论调是西方文化的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实际上，经过正规训练的中医，对个体机能失调作用精确的、特异的诊断，并进行治疗，直到今天西医还做不到。那种‘科学的西医学，经验的中医学’的说法是一个极大的谬沦，为害极深。
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
由此可见，中医要说清楚治病机理，有效的途径与出路可能是回归中医原有话语系统——让中医自己解释中医，把“西化”了的概念、范畴重新加以厘正，把颠倒了的价值观念扳正过来，把异化了的思维方式变换回来，把断裂的文化传统尽量接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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