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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一个谁乐意从事就可以做好的职业。把医学这种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宝贵知识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就低估了医学的社会价值，会造成学术退化，学科的衰落。
•乡村中医是历代中医创新的基地，应该从保护原产地的高度保护民间中医，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老中医配备传承人，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把中医的根留在民间，把三级卫生网的中医网底补牢。
•中医属于低碳环保的学术体系，也是道术并重的国学，理应受到尊重，保障传承。应承认中医诊疗疾病的合理合法性，不用西医西药的管理方法要求中医，让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使其充满创新的愿望和能力。
中医不断发展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历史上中医的传承，兴衰相继，断断续续，高潮低谷连绵不绝，坎坷发展到如今，既有师徒相遇的偶然性，也存在着学术发展的必然。
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后继人才的培养。然而由于用西医模式管理中医，乡以下的中医传承日渐困难，三级卫生网中医网底出现了漏洞，造成了必须“进城看中医”的困难局面；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造成了中医制剂创新越来越难，城里的中医须“以西养中”。这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发展传统医药”不相符，也使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难以实现。
回望历史，面对现实，如何实现中医传承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保障“中医体系自立”必不可少的措施。
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
《内经》说：“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轩辕黄帝的时代也需要医学救助，只是那时的知识积累和传播比现在困难得多，因此也就格外珍惜医学人才的选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保于无穷，流于无极”的大事，既不能“得其人不教”，也不能“传非其人”。黄帝谦虚地说自己德能不足，不能作为恰当的传承人，但是自己有管理资源，可以领导、决定这件事的落实情况，用行政力量保障医学事业的长盛不衰。
黄帝关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政方针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医历代的传承过程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扁鹊、仓公的记载，就说明了中医传承的过程。
扁鹊“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扁鹊是客舍的主管，他对神秘客人长桑君感到神奇，这没有什么意外。令人惊奇的是作为客人的长桑君，他认为“扁鹊非常人”，考察了十多年，才悄悄地把“禁方书”传授给他，这种慎重态度就是黄帝对岐伯所说的不“失道”。
仓公淳于意早年拜公孙光为师，深得其传；公孙光觉得淳于意人才难得，“必为国工”，就把他介绍给另一个高明的医家公乘阳庆，并得到他的器重，使淳于意的医学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在仓公淳于意的心目之中，公乘阳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学家。但是，公乘先生“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而且告诫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如果公乘阳庆先生保守，他就不会轻易把医学知识传授给仓公，而应该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如果说公乘阳庆不保守，那么他为什么不肯把医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孙，而传授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假如公乘阳庆遇不见淳于意，他传承中医的方法就只有著书立说了。书籍是文明的载体，所谓“文明”，有文才明。隔代的读者，只要情思一致，就能心心相印。因此，《黄帝内经》多次提到要把医学的道理，“著之玉版”，“藏之金匮”，或者放置于名山石室，储存于灵兰之屋。千年等一回，只要有缘人。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一个谁乐意从事就可以做好的职业。医学关系到人的生死，不聪明善思做不好医生，心中没有大爱只考虑钱财也不是学医的材料。把医学这种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宝贵知识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就低估了医学的社会价值，明珠投暗，会造成学术退化，学科的衰落，属于“慢泄天宝”。假如传给罔顾病人死活，一心经略钱财的人，就不是“慢泄天宝”的问题了，而是等于犯罪。
长桑君告诫扁鹊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但是，扁鹊后来不仅收了几个徒弟，而且还有《内经》《外经》等著作流传下来，他难道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就冤枉了扁鹊，也没理解“泄”真正含义。只有“传非其人”，才是“慢泄天宝”；见到了合适的人才，不传授就是“失道”。在不“失道”与非“泄天宝”的条件下，扁鹊授徒著述，开创了中医学术传承的先河。
扁鹊“有医无类”，无论病人贵贱贤愚，只要有缘，一概救治，但是他选择传授医学知识的对象很严格，绝对不是孔夫子开门办学那样的“有教无类”。扁鹊认为，嫉贤妒能的秦太医令李醯就不是传授对象，宁肯惹来杀身之祸也不能把医学的真谛传授给他。
现代中医，来自高考
兴办中医学院，开创了学历教育，这是中医与时俱进的体现。但是，很多学生高考之前对中医的知识基本不了解，或者只从“良药苦口”的经历接触过中医中药。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在家长和亲友的劝说之下，报考了中医学院。满堂灌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使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学子，如坠五里雾中。
本来就没有思想准备，也谈不上对中医有多少感情，再加上老师说中医就是这么朴素，古代科学不发达，技术落后，你们就凑合着听，慢慢熬着毕业就是了。
学生看到有成就的教授都做动物实验，发表的论文全以SCI为时尚，问问方药为何会治病，得到的答案是等着化学分析研究的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医医院工作，却只让在病房里写病历、抄方子，独立应诊需要等到晋升中级职称之后。
看到一起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无论经商的还是做行政，都事业有成，身居重要岗位，自己仍然没有把中医学明白。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中医的诊断都不算数，无论打官司还是写论文，都必须前缀一个西医的病名，动不动就要求大数据、随机双盲对照，有限的课题经费捉襟见肘还是幸运得来的机会，熬到年过六十才算中医成才。而处于成长期的中医人才，面对各种按照西医模式制定的法律法规，只能感叹自己没赶上历史的好时光。
带着感情，才能学好
张仲景贵为长沙太守，他坐堂行医的初衷，是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并且把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超才能，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皇甫谧、孙思邈学习中医，研究方术，是因为自己有病，体质虚弱，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
葛洪、陶弘景学习中医，是因为崇尚得道成仙，又关心劳苦大众多有疾病困扰，因此著医方，研药物，都把“学以致用”作为原则。
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都怀揣着政治理想，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悬壶济世，普度众生，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报效祖国养育之恩。
即使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的时候，李东垣见到矢志医学的罗天益，他这个师父拿出钱来，让徒弟回家安置好妻子儿女之后再来学医。罗天益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他不好意思要老师的钱财，来回推搡之中，李东垣动了气，他说：“我把比钱重要得多的学问全都给你了，对此尚且不吝惜，何况这点小钱呢？你不要再推辞了。”东垣先生所期望的事情可想而知了。
李东垣临终前，把一生所写的书稿清检、校勘，分卷装函，按类编排，摆列在书案上，嘱咐罗天益说：“这些书籍交给你，不是为了你罗天益和我李明之，而是为了天下后世人。希望你谨慎保存，千万不要让这些书湮没于世，要把它们推广使用。”东垣先生去世之后17年，罗天益说老师的教诲好像还在耳边回响，回忆起来更有新意。东垣先生得到了所寄托的人，师徒之间有一种心灵的默契。
罗天益没有违背“传道”的承诺，从李杲习医多年，得其精髓，后升为太医，著有《卫生宝鉴》二十四卷；整理李东垣的遗作，著成《东垣试效方》九卷传世。诚如元代文人砚坚《东垣老人传》所说：“君之学，知所托矣！”
政策扶持，传承可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兴办中医学院，鼓励中医师带徒，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学生，比照师范生的待遇，免收学费，给予生活补贴。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时候，培养了大批半农半医式的“赤脚医生”，他们扎根在基层，治病救人，经验丰富，然而如今大多年事已高。1999年施行《执业医师法》的时候，说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旧证可以换新证。体制之内的医生，因为有旧证，所以可以幸运地换到新的医师证，乡以下的农村中医从来没有发过证，所以一夜之间无论行医多少年，都成了无证行医者。由于他们很多人没有正规学历，也就没有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资格。从有证到无证，再从灰色无证行医到黑色非法行医，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这样的人，尽管满身学问，但是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子女不会跟着学，也不可能有徒弟，中医在基层的传承，出现了巨大的障碍。
乡村中医是历代中医创新的基地，那里最适合中医的简便诊疗。应该从保护原产地的高度保护民间中医，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老中医配备传承人，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把中医的根留在民间，把三级卫生网的中医网底补牢。
应该把中医的知识普及给中小学生，不应该到了大学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中医的学术特色，让新入学的大学生学中医比学外语还困难。
承认中医诊疗疾病的合理合法性，不用西医西药的管理方法要求中医，让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使其充满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这样做即使不能产生规模化的工业产值，也可以为国家和民众节约很多血汗钱。
中医属于低碳环保的学术体系，也是道术并重的国学，理应受到尊重，保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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