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邪贵乎早逐

“早”为防患于未然

逐邪贵早，其实是自《内经》以来中医临床一直提倡的。吴又可倡“早逐邪气”，其中有“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预防思想。叶桂也曾在治疗温病时，以滋肾养阴为先，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亦即徐大春谓：“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用药如用兵》）

后来医家推而广之，将“安”的含义扩大到先行泻法，如卫表证在银翘散中加入芩、连、石膏，以防邪热从卫表入肺气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应推吴又可。

他认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致危殆，投剂不致掣肘，愈合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显然，他的“早逐”和仲景《伤寒论》“急下存阴”思想一脉相承，包含了“先安未受邪之地”，却邪去实，未实先泻的思想。

即驱除温邪，应早于气血津液严重耗伤，肌肉消耗，正气虚损之时；反之一旦错过时机，以温邪杀人之速，正气必然很快被耗伤，当客邪与虚弱的素体结合，即所谓“主客交浑”，则疾为痼疾，纵使有方可循，也不那么好治了。

可见，早字实含预防，顾护正气，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逐”在宣通开泄、因机而治

宣通导引，给邪出路

吴又可逐邪，强调“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认为“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不过具体治法上，虽三法都为宣通导引，唯下法使用较多，吐法次之，汗法最为少用。

邪初在膜原，吴又可用达原饮疏利达邪，俟其内溃，而致邪从汗解。邪初离膜原而见黄苔，急用达原饮加大黄方，既疏利又通下逐邪。邪在膜原浮越三阳而见内结，则以三消饮，既消外经之邪，又消内结之邪，还续消不内外并表里之邪。若邪入里，则积极主张用攻下之承气却邪。

伏其所主，先其所因

首先，吴氏反对一见发热，就概用寒凉的做法。他强调虽然温疫一病，临床上几乎自始至终伴有热象，却不可概投寒凉。并解释为，发热是因邪而起，邪之与热，二者形影相随，邪去则热退；不逐邪而独清热，必无功而返。

为此他特设《妄投寒凉药论》篇，以黄连、大黄为例，指出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守而不走；大黄苦而性通，寒而气润，走而不守。二者有一燥一润一寒一通之别，故温病临床上同为苦寒，大黄比黄连适用，说明了不可妄用苦寒之理。换句话说，用药当对证，就温病而言以逐邪为用。

当然，后世医家也认识到，吴又可对黄连、大黄的评价有点偏激。但也不可否认，他所阐发的邪与热的辨证关系为现代医理所证实；而苦寒药之所以能够在温病临床上发挥作用，也是由于它能有效杀死致病微生物的缘故。

然吴氏逐邪最为独到之处，还是他善用下法，并提出了逐邪“勿拘结粪”的惊世之言。吴又可正确认识到邪热与燥结的辨证关系，指出津枯血燥的老年人病后气血未复，每生结粪而人无所苦，“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致邪热也……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结粪也。”

因此，他在《温疫论》中选用的45个方剂，有14个方剂里有逐下却瘀的大黄，占全部方剂的近三分之一，并指出，“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不及时攻下，拘泥于“下不厌迟”的教条，致邪不得出，犹如养虎为患。为此，吴又可特设《注意逐邪勿拘燥粪》一节。

客观地讲，吴氏“客邪贵乎早逐”的思想显然有《伤寒》“急下存阴”的成分，他治温多用攻下，且主方多为三承气汤，亦明显是师承仲景；但吴氏对仲景之说显然有所发扬。他跳出了原来《伤寒》三承气“下不厌迟”的规则，将下法的范围扩大到30余症，而其指征皆为舌苔由白变黄，心腹痞满。

在药物剂量特别是大黄的用量上，吴氏也明显大于仲景，主张视病情需要而用之，不拘常量。在《急症急攻》一节，他指出在病情“一日之内而有三变”的情况下，用下剂应“数日之法，一日行之”。理由是“因其毒甚，传变再速，用药不得不紧”。这和后来疫派治温的医家都喜投重剂不无关系。

从吴又可对妄用寒凉以及“下不厌迟”的反对，可见他重视对病机的分析，临证力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笔者又将吴又可的瘟疫派与叶天士一派医家比较，两者各有千秋。又可“客邪贵乎早逐”思想正可以挽救他专方治专病的偏激；叶派对症细致，丝丝入扣的作风，恰可以弥补其有时药力不够的缺陷。

当然，在逐邪方面，又可一派并非占尽优势，毕竟“先安未受邪之地”的观点是由叶桂明确提出，可见他们对于正气的重视更甚一些。比如该派的吴瑭，在运用下法时虽不及又可猛烈，却更细致地注意到正气问题，而不是一味强调大黄的使用。增液承气汤的运用即是明证。至于作为后起之秀，吴瑭使下法更臻完善就不必说了。

但勿庸置疑，吴又可的《温疫论》，尤其该书的合理内核“客邪贵乎早逐”思想，对其后的各派医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