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任应秋诞辰100周年

父亲是我心中的偶像

父亲不仅长得英俊潇洒，而且派头十足。他平时很注意自己的仪表，讲究卫生。父亲一生喜欢读书，记得文革前住东直门医院家属院时，那时的书房比较大，藏书也最多（文革后就损失了很多）。每到周日，父亲总是先要把书架上的书一函一函地取下来，用刷子一点点地刷干净，再一函一函放回原处。每一个函套的书名，都是他亲自用印刷体书写。我见过无数次他写书函的情景，先用铅笔打好底稿，再用毛笔描黑，最后还要用红色毛笔勾上红框。

小时候父亲一有空就会给我读书，或讲故事，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就是《不怕鬼的故事》、《消息树》和《三毛流浪记》。《不怕鬼的故事》是文言文，父亲读几句，再用白话给我讲一遍，我能听得出来，他发挥了很多。现在想来，父亲的帅气，不仅是外表，更重要的是他内在的那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严谨、积极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受益颇深，一生受用。

父亲是大学问家

父亲在我的心里是一位大学问家。父亲的书房三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中医书占了绝大多数。父亲的藏书很多，临终前捐献给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图书就有1452种，6000多册，这些图书都是父亲用自己的稿费一点点积攒起来的。

父亲的文史哲功底相当深厚。父亲从4岁就学习《十三经》，并曾问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父亲精通诗词歌赋，他常常把生活中的趣事用诗词形式表达出来。上世纪40年代，一次读书困倦后，父亲提笔写到“人生不满百，医药有岐黄，兴尽书难读，病余倍凉，桐荫窗早暮，月白独无光，卧听天阶寂，松风入梦长”。一次父亲看到一所荒废的学校旧址，他这样写道：“破瓦堕垣故学宫，虚堂佛像尚青红。百年大计殊难必，三代明条理所同。校重一乡怀子产，室留半壁补文翁。秦镌晋拓荒凉甚，俯仰先贤化育功。”

1965年，父亲随医疗队进住北京延庆康庄，除了看病外，还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当时父亲被派到贫农任秀家寄宿，他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炕头小桌对方窗，饭软茶甘分外香，谈笑无殊亲骨肉，桑田沧海话来长。”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融洽的气氛，被这四句诗活灵活现地表达了出来。

父亲是高明的医生

小时候我最乐意干的一件事就是，放学后去父亲的诊室等他下班一起回家。每次到了诊室我会在一边静静地看他如何给病人看病。常遇到病人从药房急忽忽地赶回来，让父亲在某味药旁再签一下名字。后来才知道，父亲在某些用药剂量上，开的往往比常规用量大，药房怕出问题，就要求父亲在药名旁再次签名，以表示认可。父亲一生从没因此而出过医疗事故，说明父亲在用药上是有自己独特的心得的。文革后，父亲几乎没有正式出过门诊，但是他的病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办公室和家中，都是他为病人看病的地方，对某些行动不便的病人，父亲还会送医上门。学校同事的朋友、子女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只要有人来求诊，无论他有多忙，他都会认真诊脉开方，不取任何报酬。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长大后也一定要当像父亲一样的医生。

他一生为中医事业奋斗。早在1936年22岁的他就在《光华医药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名为《现代业医之三大障碍》，文章中呼吁“愿吾同业诸公，共起而图之，不然国医药之前途，亦难堪设想也。”青年时的他就对中医事业充满了热爱。看到了这些话，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能在国民党要消灭中医时，奋不顾身大声激呼“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是何道理！”理解了在新中国中医高等教育初期，为什么会参与执笔写了“关于中医教育计划的几点意见”，后被称为“五老上书”的意见书。

父亲是一位有思想、有担当、负责任的人。他不仅敢说，而且身体力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刮消灭中医风，他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时曾一度积极参选国大代表，就是想通过当选国大代表，去为中医争取权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影响了他几乎一生的政治生命，长期以来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五老上书”后，父亲不仅亲自为第一届的毕业生补讲《内经》，而且经常挑灯夜战，那时的教学环境不好，父亲就在家门口支上一盏灯，为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讲，同时还为当时的青年老师上小课。在研究整理中医文献上，父亲更是倾尽他毕生的心血。如父亲1957年在图书馆看到《医学启源》一书，便借回家，在母亲帮助下手抄了全本，但由于原版脱误较多，父亲就决定自己重新校注一遍，1964年初步完成。1965年，他在上海图书馆见到了元刻本，拍照带回，并开始了第二次校勘工作，直至1977年，该书终于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出版。父亲还创建了各家学说课程，使其最终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必修课。父亲从事中医事业50年，在中医高等教育、中医理论体系研究、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中医古籍整理等方面，贡献卓著。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一没有当医生，二也没能像父亲那样有广博的学问，但他的人品，以及他的工作态度、生活理念，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我一直以父亲为榜样。

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