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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第338条云：“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说：“蛔厥者，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后世医家意会《伤寒》《金匮》条文，奉乌梅丸为治蛔专方，历版高等中医学院校教材《方剂学》亦将乌梅丸立于“驱虫剂”条目下，将该方功效定位于驱虫治蛔，大大局限了该方的临床应用。
乌梅丸为厥阴病主方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如：“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故病至厥阴，两阴交尽，由阴出阳，若阴阳气不相顺接，则阳气难出，阴阳失调。《诸病源候论》云：“阴阳各趋其极，阳并与上则热，阴并与下则寒”，故寒热错杂。《伤寒论》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故厥阴病主见四肢厥冷、巅顶疼痛、口干、心烦失眠及躁动不宁等寒热错杂症状。
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教授认为，自然界的阴阳气不是静态的比对，而是具有盛衰变化周期的节律运动。古人将自然界阴阳气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周期性的“离合”运动，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形成“开、阖、枢”三种状态，由“开、阖、枢”三种动态的“气”升降出入往来变化而生万物。阴阳各有“开、阖、枢”，就产生了三阴三阳六气。中医学中根据气化的不同时空状态，依据三阴三阳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进行辨证论治的方法，习称“六经辨证”。
《素问·阴阳离合论》云：“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厥阴为阴之“阖”，两阴交尽，由阴出阳。顾植山认为，厥阴病病机为枢机不利，阴阳气不相顺接；病象为寒热错杂，乌梅丸为厥阴病主方。
清代伤寒大家舒驰远认为，乌梅丸“杂乱无章，不足为法”，发出“乌梅丸不中之方，不论属虚属实，皆不可主也”之论。但柯琴认为：“乌梅丸为厥阴病之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也”“小柴胡为少阳主方，乌梅为厥阴主方。”吴鞠通亦提出：“乌梅丸为寒热刚柔同用，为治厥阴、防少阳、护阳明之全剂。”陈修园在《金匮要略浅注》中说：“肝病治法，悉备于乌梅丸之中也。”其“味备酸甘焦苦，性兼调补助益，统厥阴体用而并治之。”
柯氏在《名医方论》中方解乌梅丸云：“肾者肝之母，椒附以温肾，则火有所归；肝得所养，是固其本；肝欲散，细辛干姜辛以散之；肝藏血，桂枝当归引血归经也；寒热杂用，则气味不和，佐以人参，调其中气。”乌梅丸重用乌梅，因乌梅酸平，入厥阴肝经，一则伏其所主，二则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说乌梅“得东方之木味，放花于冬，成熟于夏，是禀冬令之精，而得春生之上达也。”方中细辛、干姜、附子、蜀椒、桂枝以温下寒，人参、当归益气养血，以辛甘之品以助阳复，黄连、黄柏以清上热，全方酸苦辛甘并投，寒温兼用。全方从厥阴病机立法，随机增损，寒温同施，诸药相伍，搭配得当，故可奏效。
“厥阴病欲解时”的忽视
张仲景创作《伤寒论》的理论基础是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体系，但目前研究伤寒者多拘泥于方证对应研究，忽视了仲景创作《伤寒论》基于三阴三阳“开阖枢”的理论，更忽视了“六经欲解时”。
顾植山教授认为，《伤寒论》“六经欲解时”源于“开阖枢”的时间定位。三阴三阳的“开阖枢”时间定位，可在临床应用上得到验证。
张志聪说：“此论六经之病欲解，务随天气所主之时而愈也……天之六淫，伤人六气，而天气所主之时，又助人之六气者也。”
陈修园《伤寒论浅注》云：“察阴阳之数，既可推其病愈之日，而六经之病欲解，亦可于其所旺时推测而知之……邪欲退，正欲复，得天气之助，值旺时而解矣……以见天之六淫，能伤人之正气；而天之十二时，又能助人之正气也。”
顾植山认为，厥阴为两阴交尽，由阴出阳之时间节点，正如柯琴所说，为“阴之初尽，即是阳之初生”。厥阴有其特殊性，如“得天气之助”，邪退正复，“值旺时而解”则病愈；反之。则疾病不能向愈，甚至可逆转少阴成危重者，故厥阴欲解时的临床意义尤为突出。
临床各种疑难杂病，但见在下半夜1~3点（丑时至卯时）间出现相关症状或症状加重者，皆可选择乌梅丸奏效。兹举基于“厥阴病欲解时”运用乌梅丸验案4则，以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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