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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研究传统通常包含着本体论预设和方法论规则两个核心要素[1]。中医学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自然哲学思想, 具有独特的本体论预设和方法论规则。理解和把握中医学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特征, 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医学术体系的思维基础和科学内涵。中医学理论的本体论预设为“元气说”。中医学理论的方法论规则可以归纳为辩证逻辑、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类比推理。这是中医学能够绵延不断数千年的生命力所在, 也是中医理论遭受批判和非议的核心原因。找到适合中医药理论特点, 并且能够被主流科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当下中医药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现代中医研究, 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 主要分为理论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四大类。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医学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建构和验证等, 是构建现代中医学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由于中医理论具有整体性、唯象性、思辨性和隐喻性的特点, 移植近代科学中还原性、分析性的研究方式, 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并不能完全揭示中医理论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开展中医理论研究,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因此, 有必要认真梳理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现状, 寻找适合中医理论特点的发展创新方式, 厘清发展思路, 为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方法学支撑。
以归真为目的的研究方法
1. 发生之学, 考镜源流
发生学方法是反应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它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考察, 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2]。中医领域的发生学研究起步较晚, 最早以“发生学”入名的中医文章见于1984年王文敏发表的《从发生学观点看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3], 但文章虽有发生学之名, 却无发生学之实。10年之后, 梁茂新[4]才系统提出了开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基本构想, 并认为中医发生学研究至少可分三步进行:首先要明确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初始内涵。其次, 要弄清基于这些概念所进行的原始的归纳与综合、推理与演绎的繁复的运演过程。最后,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从概念的归类、规范、精确化以及创立新概念等方面对中医学基本概念进行改造和更新。此后, 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步入了快车道, 形成了以梁茂新、鞠宝兆、李如辉、邢玉瑞、李其忠、谭春雨等为代表的相对稳定的发生学研究学术共同体。这些学者从中医相关的哲学基础、先秦诸子与中医理论形成的关系、中医藏象学说、经络理论、营卫气血精神学说、病因病机理论、诊法与方药理论等方面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了发生学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如2013年, 由谭春雨所著的《中医发生学探微》[5]一书出版, 该书是作者综合运用逻辑、文献、考古、训诂等研究方法, 以神学、甲骨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易学、道学、理学、神话学等知识背景为基础, 详细探讨解读了数千年前中医学术思想发生形成的过程, 揭示演绎了中医学一系列临床理论实践体系的内涵本质和精髓所在。可谓是中医发生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笔者也曾应用发生学方法对半夏泻心汤的由来和发展过程进行过考究和梳理, 研究表明半夏泻心汤源于《汤液经法》泻心汤 (《辅行诀》载) , 其组方法则与《黄帝内经》六气淫胜理论和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有关。半夏泻心汤本为泻“土”而设, 这与汉以前五脏五行配属中, 心属“土”有关。苦甘配伍是半夏泻心汤泻“土”的核心药物组合[6]。当然, 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邢玉瑞将之概括为:缺乏总体规划, 研究很不均衡;研究水平不高, 创新急需加强;逻辑思维混乱, 推理过程错误;理论诠释错误, 文献引证不准4个方面[7]。发生学方法真正应用到中医学理论研究当中只有十多年时间, 仍然有许多尚待“开垦”的理论领域, 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为现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知识考古, 辨章学术
知识考古学是由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批判传统历史学研究“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方法缺陷而创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8]。其基本内容是话语构成分析, 就是从既有史料的话语出发, 研究构成话语的这些陈述在历史过程中, 其内涵发生的变化, 进而推求该知识体系的演变过程。李成卫首先将知识考古学引入到中医理论研究当中, 其博士毕业论文《表里的界限》[9]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 考察了表里概念在《伤寒论》及其研究著作中的形成和转变的历史, 以及表里辨证、八纲辨证和六经辨证学术研究思想史。近些年, 李成卫团队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 ——“基于‘肝藏血主疏泄’的脏象理论研究”的支持下, 相继完成脏象的含义与肝脏象理论[10]、肝阴肝阳概念[11]、肝虚实概念[12]、肝寒热概念[13]、肝窍理论[14]、肝脾关系[15]、肝藏血[16]、肝主疏泄[17]、中医郁证理论[18,19]、中风泛发外风说向肝风内动说转变[20]等中医理论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这些研究无论是对肝藏象理论的学术发展史, 还是肝脏相关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外延的演变, 以及现代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意义。
对于中医理论研究而言, 往往是“创新”研究多而归真研究少;曲解原意多而客观研究少;引申发挥多而批判继承少。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虚假”。中医知识考古学研究把中医文献作为“无声的遗迹”处理, 通过分析这些“无声的遗迹”出现的位置、相互邻近的关系来进行中医话语构成的分析, 从而避免米歇尔·福柯所批判的“观念史的虚假”。虽然目前应用该研究方法取得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 但不能否认的是, 中医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 研究内容基本上围绕973计划——“基于‘肝藏血主疏泄’的脏象理论研究”展开, 研究成果也相对单一, 应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开展中医理论研究仍然有很多空白的学术领地和巨大的提升空间。
3.发生学和知识考古学的异同
发生学关注的是起源和演变, 知识考古学强调的是断裂和界限;发生学突出的是事件的整体性和内在性, 知识考古学讨论的是陈述的偶然性和外在性。但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概念的本义、理论的原貌, 最终实现中医理论的归真。
以创新为宗旨的研究方法
1. 诠释旧论, 掘隐新知
诠释学, 亦译作解释学, 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21]。诠释学最初起源于古希腊对语言逻辑的研究与西方中世纪对《圣经》的注释。发展到近现代, 诠释学已经成为具有历史性、整体性、循环性特征的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学。20世纪末, 中医界逐渐认识到中医现代诠释的重要性, 杨学鹏[22]首先撰文提出开辟中医学第二战场, 进行中医诠释的研究。他提出临床是中医学的第一战场, 诠释则是第二战场, 诠释就是找出中医理论原义、深层意义, 理清关系, 理出条理, 用现代语言予以阐明, 并作出科学的评价。进入21世纪, 诠释学作为中医经典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邢玉瑞[23]较早探讨了诠释学与中医学研究的关系。他指出《黄帝内经》的学术研究史, 也可以说就是《黄帝内经》的诠释史, 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论与方法。诠释学在《黄帝内经》研究中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诠释者及其诠释立场决定着对文本的诠释意义以及评价, 二是强调诠释必须遵守其应有的边界。王永炎院士对中医诠释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带领团队在遵循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前提下, 对中医学中若干重要概念进行了研究。如基于施莱尔马赫重构学说对玄府[24]、禀赋[25]、络脉[26]、络病与病络[27]的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 从相关名词的演变轨迹到概念内涵的界定、外延的边域, 都做了较为清晰客观的表达。基于伽达默尔效果历史意识对证候[28]、浊邪和浊病[29]概念进行创造性诠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概念将诠释对象转向医者的思维过程, 从思维科学角度对中医学诊疗模式进行诠释, 实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理性与感性的深层次互动与融合。王永炎院士还倡议创建包括诠释技艺系列、诠释创新系列和诠释唯美系列的中医诠释学体系[30], 并探讨了应用诠释学方法对中医内科病证、概念、术语及内科临床理论进行现代诠释的方法与意义, 提出了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为崇尚国故, 熟读经典;研习原著, 勤于临证;传承创新, 系统规范[31]。另外, 应用诠释学方法开展中医理论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还包括张涛对《伤寒论》六经的诠释学研究[32]、于智敏对中医“毒”概念的诠释[33]、王中杰对中医思维方式的诠释[34]等。这些研究借鉴现代诠释学方法, 对中医理论和思维方法进行哲学审视, 丰富了中医理论的内涵, 推动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缺憾, 如, 研究力量相对分散、研究者对诠释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不够、过度诠释较为普遍等。然而白璧微瑕, 这并不能掩盖中医诠释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
诠释学实际上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者的统一[35]。应用诠释学方法进行中医理论研究能够在怎样地程度上解决中医界关切的现实问题?这是诠释学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价值向度。中医诠释学研究对当前时代所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或许是中医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出路之一。
2. 认知隐喻, 振宣幽光
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出隐喻的概念到今天, 隐喻的研究历史主要经历了修辞学、语义学和认知学3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 随着西方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对隐喻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热潮。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 书中探讨了语言及隐喻的本质, 将隐喻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构筑了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基本框架[36]。
最早提出中医理论的隐喻性特征的是张英远, 他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提出作为隐喻系统的取象比类框架是中医理论语言的深层结构。由于取象比类框架的奠基作用, 决定了中医理论是一个隐喻系统[37]。近些年, 来自中医学、语言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对中医隐喻从语言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非中医界学者主要从语言修辞学视角研究中医概念术语的英译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对比和哲学考量。中医界学者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开展中医隐喻语言和思维的综合性考察, 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研究成果最卓著的当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贾春华团队。近十年, 贾春华团队共发表中医隐喻方面的研究论文40余篇, 形成了诸多颇具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如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逻辑是一种旨在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38], “中医理论是一种以身体经验感知为基础形成的理论, 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理论, 具有显著的‘具身认知’特征”[39]。他的团队以认知科学为背景, 应用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逻辑学方法考察木火土金水概念隐喻的形成及相互关系。如林佑益[40]以认知心理学的原型范畴理论为背景, 设计相关调查问卷, 从隐喻认知的角度阐明五行学说产生之缘由。郭8) 、庄梅云、马翠兰、董晓娜等分别应用家族相似性理论, 分析了常见或常用成员分别被归入“水家族”[41]、“火家族”[42]、“金家族”[43]、“木家族”[44]范畴的缘由及特性等。贾春华团队还对中医理论的建构机制和认知过程[45]、中医藏象学说[46]、中医病因病机理论[47]、《黄帝内经》的隐喻语言[48]等内容应用认知隐喻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2016年, 由贾春华主编的《中医学:一个隐喻的世界》出版。本书是贾春华团队关于中医认知隐喻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中医学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治疗的隐喻世界[49]1。
从认知隐喻视角对中医语言的全新审视是中医理论发展创新研究的新路径, 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的跨学科研究, 而且还可以为中医理论的重构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研究的思路。但是, 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 认知隐喻属于现代认知语言学的范畴与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中医学理论存在一道天然的鸿沟, 两者的深度结合任重而道远;研究者对隐喻理论中目标域和始源域之间“相似性”的判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臆测;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的手段与中医学理论构建的基本方式——“取象比类”在更深层次的链接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认知隐喻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尚需要应用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手段进行充分的验证。
3. 诠释学与认知隐喻理论的异同
诠释学同认知隐喻理论一样, 既是一门边缘学科, 又是一种哲学思潮。在西方学术史上, 隐喻理论被视为微缩的修辞学, 而理解与解释是诠释学与修辞学的共同领域。二者都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神学、宗教等学科的问题, 研究对象有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从哲学角度看,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 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 而哲学诠释学也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内涵。诠释是一种创新, 而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生过程, 创新是诠释和隐喻共同的价值向度。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人类经验对可能世界的“隐喻重描”[49]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诠释是隐喻的目的, 隐喻是诠释的手段, 隐喻并不存在于自身中, 而存在于诠释中。
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随着当代科学方法论的迅速发展, 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渐成潮流, 这给中医理论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目前, 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中医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深刻地变革着当代中医理论研究的面貌。除了发生学、知识考古学、诠释学、认知语言学等取得显著成就的研究方法外, 中医理论研究的现代方法还包括文化人类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
1.文化人类, 别开生面
人类学是研究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文化和社会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学科。20世纪末, 马伯英率先提出中医文化人类学这一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以研究中医文化为主体的一个文化人类学分支。马伯英于英国剑桥大学和李约瑟研究所工作期间 (1985年至1988年) 接触到人类学, 之后数年他发表了《论医学文化人类学的构架》《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神农本草经>成书的人类学研究》等论文, 并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医学文化史》 (后合并为《中国医学文化史 (两卷本) 》于2010年出版) , 引发和推动了人类学方法在中医文化、中国医史研究领域的应用。近30年来, 中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日趋发展, 经历了从引介国外学说、理论到自觉本土化, 并与中医药文化紧密结合的过程[50]。在医学的起源、巫医关系、民俗文化与中医、中西医比较、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严暄暄的博士毕业论文《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医药跨文化传通》以传播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实证方法, 以英国中医药为区域研究目标, 多角度地对英国地区中医药跨文化传通的现状、问题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和研究。对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实践价值和学科建设价值[51]。
文化人类学是源自西方、比较受西方学界认可的一种研究方法, 马伯英认为:“借助于世界上各著名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 借鉴他们得出的科学结论、原理, 可以在重新审视自上古迄今的中医文化现象过程中, 发现大量有趣的、过去被忽略了的事实;可以重新理解、阐释中医文化的根结与中医理论的本质”[52]。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开展中医理论研究, 拓展了中医文化现有的研究内容与方向, 有利于中医药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也有助于中医学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2.复杂科学, 执简御繁
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复杂性科学, 被国内外科学界喻为“21世纪的科学”, 它带来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中医理论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相互交叉形成的系统性知识体系, 以典型的复杂系统——生命系统为研究对象, 具有复杂性科学的特征[53]。在复杂性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生命科学领域的热点和前沿的背景下, 中医理论的复杂性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涉及到的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混沌动力学、分形理论和孤子理论等非线性科学方法;自组织系统理论、灰色系统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复杂性系统科学方法;遗传算法、进化计算和网络动力学一类的人工生命方法[54]。国内学者应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在藏象学说机制[55]、中医诊疗认知规律[56]、中医证候规范化[57]、中医方证[58]、医案研究[59]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复杂性科学的先进理念与中医学的核心思想非常的契合, 它的繁荣为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工具,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应当避免“中医理论”的空心化、边缘化。而现在, 正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返本开新, 熔古铸今——“系统化的体用哲学”方法
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包含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3个基本要素, 其中研究方法是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关键。中医理论在构建过程中采用了“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等方法, 这是理论创生过程中时代的局限, 也是造成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不可通约的核心原因。因此, 研究方法的突破是构建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关键。无论是发生学、知识考古学、诠释学、认知隐喻理论等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研究方法, 还是文化人类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 都是移植自近代西方的研究范式,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上中医“主体地位”的阙如。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找中国本土的、原创的、适合中医理论特点的研究方法。
体用哲学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 作为哲学概念, 由于其内涵不明确、外延无边界, 已为现代哲学所弃。但是, 如果将其与系统科学联系起来, 以系统的结构为“体”, 以系统的功能为“用”, 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修正体用哲学中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部分。那么, 这种“系统化的体用哲学”方法就可以符合科学和逻辑的规范, 具备阐释中医理论的方法学价值。近些年, 笔者应用这一方法对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 (阴阳、五行理论) , 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思维、意象思维、辨证思维等) , 中医辨证的基本框架 (卫气营血辨证、六经辨证) , 中医组方的传统法则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 等内容进行过研究。如笔者应用该方法对五行理论做过研究, 根据复杂系统的演化规律, 以复杂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作用为基础, 以五行互藏为依据构建了一个能够反映阴阳的消长、转化、自和、平衡, 五行的生、克、乘、侮等规律的“五行体用模型”, 研究证明该模型能解释中医理论当中的诸多现象[60]。笔者还应用该方法对六经的实质做过研究, 通过构建“六经体用模型”, 应用该模型对六气六经五行配属差异、“标本中见”理论的标本从化、六经开阖枢、六经病整体的病机特点等问题进行过研究, 表明六经的实质是一个用于描述复杂系统变化的方法论模型[61]。其他方面的研究, 由于篇幅所限, 不再赘述。
总之, “系统化的体用哲学”方法是以中国传统的体用哲学为基础, 吸收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合理内核, 通过逻辑推理、辩证分析, 模型验证而形成的一个原创的中医理论研究方法。该方法返本开新、熔古铸今, 在中医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我们若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取得比较客观的认识, 首先必须视之为主体, 然后再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 进行深入的研究”[62]。中医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 坚持中医理论的认知自信和方法自信。在此基础上, 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元素, 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合理扬弃, 从而不断趋近中医理论研究“真理范畴”的边界。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刘文平 王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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