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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代百年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进入，中医药在科学性、疗效、教育传承等方面不断遭到质疑，中西医之争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游戏，正反两派，相互对垒，从未止歇。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中医中药？该如何审视中医几千年来走过的漫漫长路？本文详细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药走过的坎坷之路，以及中西医之争的发展始末。透过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历经磨难的古老中医药学犹如一个仙风道骨的长者，以不变的姿态，应对着万变的时代，成为世界传统医学的奇迹。
我相信在世界医学史上，没有哪一门医学像中医这样起伏沉浮，饱受争议。从1835年美国传教士创办广州教会医院，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允许传教医师合法进入华北、华中、华南各大中城市。一个多世纪过去，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本来说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可时至今日，中医的辩论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游戏，正反两派，相互对垒，口水大战从未止歇。
近百年来，西医在国内发展迅猛，早已成为我国的主流医学，在医疗份额上占有绝对优势。随着新成果新技术的应用，西医像一个升级版的神话，可以换肝、换肺、换心、换肾。比较之下，中医技术似乎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中医，在科学卫士的质疑声中，无法显示充分的自信，在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上缺少应有的话语权。
质疑者认为中医中药缺乏科学，在药性、成分、含量、毒副作用方面模棱两可，语焉不详。虽然中医界一直在努力寻找，积极回应，但是中医药的传统理论总是难以让人信服。
青蒿素获诺奖背后仍有争论不休
2015年10月5日，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这3位专家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的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她曾谈到青蒿素的发现是受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该书有几句记载青蒿的话，让困惑中的屠呦呦眼前一亮：“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葛洪留下这15个汉字，像芝麻开门的咒语，使迷茫中的屠呦呦看到了指引。按理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中医药来说应该是一个提振信心，证明自我的机会。可是质疑者抢先发声：中医不要自我迷醉，屠呦呦获奖与中医药没有任何关系！本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重大意义是倡导从天然药物里提取药物，以此转变整个医学的发展模式。双氢青蒿素获奖的原因正是对天然药物的提取方式给予肯定，这个奖并非是颁给中医中药的，而是颁给屠呦呦团队研究青蒿素在抗击疟疾方面的显著疗效，每年能救活20万人的生命。青蒿素的提取采用了西药的思维，利用化学药物制剂的方法，根本不是传统中药的炮制范畴。
在世界医学的最高领奖台上，中医真的永远缺席吗？从屠呦呦的研究过程来看，《肘后备急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和研究基础。葛洪记录的“绞汁”不同于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屠呦呦由此领悟到“水煎”之法可能会因为高温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抑制率高达100%。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结果，抗击疟疾的世界性医疗难题，被中国科学家攻克。
毫无疑问，青蒿素是站在古人肩膀上获取的成果。稍微推理一下，就可得出一个结论，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学家葛洪，早在东晋时期对青蒿的利用就已接近成果边缘。那是一次擦肩而过的遗憾，可是中医的质疑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切入点，穷追猛打。认为屠呦呦翻遍中医古籍，从数千种中草药方剂里才发现这么一个有效的方子，这种大海捞针式的筛选，是不是反过来证明古籍里的绝大多数中药都是“不靠谱”的？即使古人发现了青蒿，用水煎的方法仍然治不了疟疾，说到底还是中医“无能”。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中医中药？该如何审视中医几千年来走过的漫漫长路？也许中医药注定是一条坎坷之路，在大浪淘沙、一泻千里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是一个幸存者。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比肩而立的四大古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和古希腊医学，都在历史的刀光剑影中轰然倒下，只有从野草里生长的中医学，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雷电，穿越了改朝换代的枪林弹雨，依然顽强地存在，延续至今。历经磨难的古老中医已经修炼得心态平和，不温不火，犹如一个仙风道骨的长者，以不变的姿态，应对着万变的时代，这是世界传统医学的奇迹。
质疑中医之声源于西方文化入侵
中医作为东方数千年来的主流医学，不但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完整的医疗体系，更有着辉煌的过往和医学成就。然而，中医在近百年间却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磨难。20世纪前50年，在关于中国医学发展的问题上，曾几次掀起“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惊涛巨浪，差一点就给中医带来灭顶之灾。
中医遭受诋毁，不是一两天的事。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思想传入中国，面对“东亚病夫”的帽子，面对瘟疫、天花、疟疾、痨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对初生婴儿和孕妇极高的死亡率，中医却束手无策。于是一些社会名流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医，认为中医是民间巫术，不讲科学。
其实原始宗教与中医是一个复合体，神农尝百草的医药神话，是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与中医学关系的典型体现。在夏商时代巫医同源，到春秋战国时期，医与巫的关系才出现分化。中医与哲学、巫术之间有紧密联系，有人认为巫医乃中医起源，是中医的始祖。巫分男女，女巫称巫，男巫称巫或觋。据《周礼·春官》记载，巫祝之多，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神巫”等。巫师分工明确，其中祝的“神职官位”比巫高。凡王、后、贵人等之丧礼祭祀、国家之祈福安灾、自然灾害、外交战争及王、后、贵人之草药沐浴、身体康健者等，皆由巫祝掌管。
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可从殷墟卜辞中所见，从形式上看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还得借用药物，或采用技术性治疗。正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所说：“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们和女巫们传授下来。”
巫与医的关系是一种发展源流，延续了几千年的医术，为何到了清末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这个问题应该从西医的影响说起。站在科学的旗帜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是引进了西式教育，二是出现了西式医疗，如果要追溯两者的源头，无疑都指向了来华传教士。
中华医史研究先驱，著名医史学家、《中国医学史》作者王吉民曾撰写《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从文中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西医与经济政治的瓜葛。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来到中国，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传教与医疗结合，让一个抽象难懂的事情变得具体起来，这种教医结合可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效果比单纯传教要好得多。于是郭雷枢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使西医很快进入中国，而且规模不断扩张。
1835年《中国丛报》发表了郭雷枢《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的文章，首次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不久郭雷枢又有一个新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更有帮助，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1838年2月，由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了“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此后，来华的传教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彼得·伯驾以牧师兼医生的身份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上至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两广大小官员，大都亲临伯驾门下求诊。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请西医治病，而且为感谢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愈他妻子的重病，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办“总督医院”。一时间西医声誉鹊起，信者成众。
当时在“新政”浪潮的影响下，太医院的医疗与教育均出现了新的趋势，连光绪皇帝也多次请西方使馆医生治病，或由中医兼通西医的医生会诊、治疗。太医院开始增加西医的培养，创设了卫生科、卫生处、卫生司，创办了官办医院等。
随着西医传入，中国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并且逐渐掌管了卫生行政大权。这是一次医疗洗脑，社会舆论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被扣上保守、落后、不科学，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帽子。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宗派、思想宗派斗争激烈。民国初期，这一趋势明显加快，日本明治维新废止中医的政策，也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被照搬中国。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恐怕当推清末学者俞樾。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曾国藩的好友，晚清著名学者。起因是感情深厚的吴夫人突然病逝。令他不解的是，夫人从西湖举棹返苏，路感风寒，本非不治之症，为何仅仅过了一月竟溘然长逝？他批阅史书医经，好像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所请医生竟然都不知三部九候诊脉法，不明病因，不知病位，盲目用药，自然有此结果。随后，两个儿子相继病倒，一个死去，一个瘫痪。疾病的伤痛，让他感到中医的无能，悲痛的俞樾拿起笔，对中医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他从中医古籍中寻找矛盾之处，加以系统批判，并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废除中医的呼声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之说的思潮。
不过与后来的中西医之争不同，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当时国内的医疗都属私有制，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所信任的医疗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要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之臣，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清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自由。为此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郎中开业接诊。
到了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改变旧传统、旧文化的队伍逐渐壮大。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此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设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壬子癸午学制》（1912～1913），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当时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医药”剔除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没有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4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取缔中医教育。接着，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大燮的主张遥相呼应。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入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为此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显得态度平淡，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由于中医没有官方化，还属于民间事物，因此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甫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画符水的中医大夫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当时有人夸张地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颁发行医执照，那么中国有70%的人都将成为医生。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黄埔路1号“卫生部”大楼内，迎来中央常委委员褚民谊、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哈尔滨东北防疫处处长伍连德、南京铁道部医政处处长胡宣明、中国医药联合会上海分会主席余云岫、南京军事医学院院长杨懋、上海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陈方之、上海市卫生局长胡鸿基、北平市卫生局长黄子芳、天津市卫生局长全绍青、南京市卫生局长胡定安、广州市卫生局长何炽昌等17位意气风发的代表。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前来参加全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涉及了“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大夫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大夫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大夫行医。
由于受聘的委员全都是西医出身。在当时，所谓“卫生”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会议上，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决议案。这是一个信号，“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从北洋政府开始定下了基调。
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共讨论议案49件，其中有4项涉及中医，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人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归国后提倡“医学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废除“旧医”全面推行西医。此次出席会议，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历数中医“不科学”，还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
余云岫提出的所谓断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领执照后方许执业；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旧医年满50岁以上，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可免受补充教育，发给特种营业执照，期限15年，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1929年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4项提案。按余云岫的说法，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全票通过，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是否过短？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之规定？然而这两个疑问先后被委员中身份显赫的褚民谊和提案者余云岫坚决驳回。
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被通过，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没有应否施行的辩论。在满座西医看来，那根本是无须辩论的事情。当本次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委员们各归本省，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
然而委员们没有想到，这个决议会招来一场抗争风暴。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用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更是高调出刊，推出“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详载其提案内容，该提案被新闻界称之为“废止中医案”，引起社会各界震惊。如果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得到实施，中国医疗保健数千年积累的优秀遗产，就会毁于一旦，甚至是彻底消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医中药界、海内外华人团体无不为之震惊，各地中医药行业、报馆、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有来自15个行省、132个团体的262名代表出席。大会提出响亮的口号：“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遍于中医诊所与药店醒目处。会场内悬挂巨大条幅：提倡中医以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止经济侵略！
为期3天的大会，上交提案193件，发表了大会宣言，组织成立永久性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推选谢利恒等5人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等七项要求。同时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
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当时全国中医界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名老中医，他们能力极强，影响力极高，在南京请愿时，申诉不能废除中医。请愿团说，取缔中医，就是致国民于死命，因为当时中国西医为数极少，普通老百姓有病去看西医的几乎没有。当时老百姓的卫生保健状况令人堪忧，如果再失去中医治疗，老百姓将陷入绝境。谁都知道西药昂贵，而中医中药恰恰可以就地取材，经济简便。
针锋相对之时，余云岫与“中央卫生委员会”一些人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与请愿团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为了寻求有力支持，请愿团在南京不仅得到了陈立夫、于右任、焦易堂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他们还找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科在立法院当院长，汪精卫在行政院当院长，由于行政院确定了废止中医的议案，而孙科便在立法院起草《中医条例》，允许中医生存。汪精卫威胁孙科说，立法院不取消《中医条例》，我就辞职，不当行政院院长了！然而孙科也毫不示弱，反击道：你那个取消中医议案不撤回，我也不当立法院院长了！两人为此吵了起来，相互间形成一种对峙。
有了孙科等人的支持，请愿团看到了抗争的希望，于是一些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名中医主动站了出来。比如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他公开提出：你们说中医不科学，我们以什么来看科学？以病人的治疗效果来看科学。他说你找12个病人出来，你们西医先挑6个，剩下6个给我。我们同时来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
汪精卫一听中医要和西医打擂台，认为这是推倒中医的绝好机会，很快找来12个病人，中医治6个，西医治6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分给孔伯华老先生治疗的病人是高烧、哮喘、呼吸道的一些急症。这6个病人是西医挑完的，那些病都不好治，他们这是有意难为老人家，要让他下不台。没想到孔先生几副药下去，6个病人效如桴鼓，全部治愈。而西医那边还没见任何动静，中医这边病人就已经康复如初，一身轻松地出院了。
孔伯华先生这一招让中医扬眉吐气，整个中医界一片欢呼。
真乃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细菌性痢疾，一天大便无数次，赤白痢下，里急后重，把肠黏膜都拉出来了，可还是觉得老拉不完。老太太痛不欲生，寻遍西医，就是治不了。
众医束手，没有办法，此时，名医施今墨主动应诊。不动声色地说：让我来看看吧！施今墨为人一向谦和，很少把话说满，但这一次他却相当自信，执意要显一显真本事。他把完脉，开了十副药，转身就走。汪精卫岳母着急了，赶忙问：老先生我吃完这10副药咋办？施今墨扭过头来，不急不缓地说：两副药止住拉肚子,5副药让你饮食正常，十副药全好了。话音刚落，人已走远。
十天后老人康复如初，一个西医束手的病给中医治好了。从此以后，汪精卫对中医不再说三道四。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冲破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经过中医药界代表217人，社会各界代表300多人，推选出名誉理事43人，理事98人，并于成立当天以国府813号令公布。中央国医馆理事会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是中医药界保存中医药，发展中药的一次可喜的成果。
可惜因时局变化，国医馆无法实现振兴国医的预期目标。中央国医馆与地方分馆、支馆，在教、卫两部不断改变脸谱的应付下，加之只是一个半行政、半学术性组织，经费捉襟见肘，而内部也有诸多分歧等原因，作用越来越局限。
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医史泰斗李经纬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医史》一书中描述的情况：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确实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几次废止中医的大规模争论和冲突，在表面上看，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其实是明胜暗败，中医在野，无职无权，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只是在精神上得到些许满足。
“科学”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拦路虎
民国时期，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首当其冲，逃脱不了被鞭笞、被批判的命运。
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说：“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畸形文化，其中纵有某些人文主义因素，也由于既无民主观念作统率，又无科学精神作基础，而常常陷入自己的反面。”
民国时期是高层知识分子反中医最为集中的时期，由于那批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留学背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他们的影响下，西方医学以科学名义占据了主流。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erbalist”，意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
在新思想浪潮的冲击下，是个人物坐在一起就得骂几句中医，这甚至成了一种时尚。在这些骂族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如此崇高的形象，既令人景仰，也往往被人们从各方面加以利用。如鲁迅对中医药曾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言在当时的语境下并不特别刺耳，亦未引起轰动性的社会效应。不料80多年后的今天，却被一些人得意洋洋嫁接过去，成为反对中医药的“重磅炸弹”，并使一些中医药工作者深感难堪，不能理解。人们不禁要问，鲁迅为什么要反对中医药呢？有人强调鲁迅之所以反对中医药，是从他个人感受出发。1925年，他在《从胡须说到牙齿》这篇杂文中仍心有余悸地说：“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次年，他又在《马上日记》中写道：“中医，虽然有人说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的。”
鲁迅这一论断的形成，还当另有原因。有人认为，这是他到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以后形成的认识。当时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并迅速崛起，变成资本主义强国。这对鲁迅的刺激和影响很大。
然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过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讲到，他母亲身体不好，有妇科病，请西医看，鲁迅有很多西医朋友，可是许广平的病一直治不好。这时就有人推荐许广平吃一种药，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乌鸡白凤丸，吃了乌鸡白凤丸，她的病很快就好了。好了之后，鲁迅又将这药推荐给了女作家萧红，萧红的病也治好了。
周海婴说：我父亲反对庸医不反对中医，是有史可查的。证明鲁迅并不反对中医，是他收藏了各种版本的中医书籍，包括中药、中医、针灸、推拿等，这些中医书籍不只是摆设，而且会经常翻阅。
说过鲁迅之后，还有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诊断为右肾肿瘤，当主刀医生将右肾切除后，经解剖并无肿瘤病变，而血尿症状也未见好转。出现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不仅没有追究院方责任，甚至其家人还一直讳莫如深，直至很久后真相才披露出来，一时间，舆论哗然。为了止息风波，梁启超用英文写了一份声明，标题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翻译后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至今仍保留在协和医院的病案中。他在声明中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断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医院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很显然，这不仅是一次失败的手术，而是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可是梁启超自己却偏偏不这么看待。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在央视节目中，评价这起百年医案时所说：梁先生是宁可死在德国医生的手术刀下，也不愿意死在中医的阴阳五行中。
说来真乃巧合，1920年夏天，胡适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这年秋天，胡适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但尽人事而已，意思就是嘱咐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适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求诊于名医陆仲安。中医陆仲安治愈了胡适，这是一件盛传社会的大事。奇怪的是，胡适在1921年3月20日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时，明确证实了传统中医的疗效与他本人的感激之情。这幅画是翻译家林纾为了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病症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可后来据说胡适对此事讳莫如深，个中原因颇可玩味。
对于中医治疗的经历胡适白纸黑字曾提起过，可过后又闪烁其词，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连提到这段经历的文章也没有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治疗结果虽然天壤之别，但用心却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
如果是普通患者，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能治愈康复就是件大好事，就会在众人面前喜形于色，大树口碑，成为美谈。可是因为胡适身上贴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标签，更因为胡适在就诊前后以及后来的忆述中态度的突变，引发了后人的好奇。各种意见与评判莫衷一是：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是一边，说胡适压根就不相信中医的又是一边，甚至还有人说胡适是中医西医都不信的“实用主义”者等等，可谓众说纷纭。
1934年8月5日，著名史学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傅斯年早年游学英、德，学贯中西，其人心直口快，所言无忌。傅斯年这篇文章火药味十足：“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
傅斯年认为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外提出了他的意见和想法：“管理他们（指中医）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的文章引起了知识界和医药界的大辩论。8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一文，作者署名赵寒松。文章认为傅斯年没有资格臧否点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
8月18日，津门名医陈泽东在《大公报》发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批驳傅斯年的观点。但这位老先生的话玄而又玄，与其说是医家所言，倒不如说更像阴阳家的话语。傅斯年觉得极为可笑，他在随后发表的《再论所谓“国医”》中反驳道：“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
傅斯年的观点得到胡适的支持，傅是胡适最为器重的学生，胡曾多次称赞他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并且最适合做领袖人物。当时胡适主编《独立评论》，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一文。胡适在编后记中如此写道：
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师生联手的这次辩论过去多年，中医存废问题仍然没有平息。1941年，湖北参政员孔庚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当时外敌入侵，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民族主义也随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主流话语。
孔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背景，将中西医之争演变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可是傅斯年不认可孔庚的观点，两人在会场上激烈辩论，孔当然辩不过傅，于是便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粗话。傅斯年非常气愤，大喊：“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之后，膀大腰圆的傅斯年果真拦住孔庚决斗，可他看到孔庚70多岁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然后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每当提到傅斯年与中医论战的这段经历，就让我想起一名远在美国的西医博士发来的一段视频链接，这个视频是一个叫“逻辑思维”的公众号推送的节目，题目叫《你怎么还信中医》，主持人叫罗振宇。这期节目专谈中医，罗振宇说，现在中医在社交界有一个称呼，叫朋友翻脸、割席断交第一话题。他说很多饭局都是这样，朋友聚在一块，刚开始气氛非常之融洽，就因有人嘴欠，突然提出了中医争论，结果饭局不欢而散。甚至还听说有些因争论而大打出手。
罗振宇说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种场合，就在去年，中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企业家，召集一帮年轻的媒体人，说大家随便聊一聊啊，什么话题都可以。本来气氛很好，就是因为突然有人把中医话题提出来，结果现场就针锋相对，吵成一团。好在现场有聚会召集人当和事佬，说咱们别聊这个，偏离话题了。回来，回来，咱们不聊了。好，大家都一致同意，可是不过五分钟，竟然又有人把话题扯到中医上了，以至于紧接下来的四五个小时，再没别的话题可聊，整体都在聊中医。那问题就出来了，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争论的话题，对于一些有学养、有素质的人来说，能容忍异见，就是说允许出现分歧的意见，可为什么到了中医这个话题，一旦形成观点对立，往往就很容易被激怒，很容易翻脸？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复杂，现在距离傅斯年他们争论的年代已经70多年，70多年过去，从这个节目中可以看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中医之争的问题。于是有人专门列举一长串近现代激烈反对中医的猛人：俞樾、曾国藩、余云岫、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汪精卫、梁漱溟、傅斯年、林语堂、周作人、郭沫若、陈寅恪、刘文典、蒋介石、巴金、李敖、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王福重、罗永浩等等。这个名单从过去到现在，可以不停地排列下去，旧的一波走了，新一波又会到来，几乎是生生不息。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反对中医呢？原因何在？归根结底就是“科学”二字，科学就是试金石，科学就是利剑，直指中医头上。都认为中医无法解释，不科学。严复说：“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梁漱溟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凭准的。”
百年之争，焦点所系，“科学”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拦路虎。为了增强中医的自信，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暨更名中国中医科学院庆典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会祝贺并作讲话。50年的风雨征程，中医从临床治疗，教学推广到科研开发，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可问题仍然存在。中医研究院为何要更名为中医科学院？这千呼万唤的“科学”二字背后，是在寻找自信，那说明还有人在质疑。
政策引导中医进入新时代
古老医药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命运之后，中医这个词真正出现在法律条文上是1936年国民政府出台的《中医条例》。《中医条例》允许中医自己创办学堂，允许开业。只是开办的中医学堂只属私立，没有公立，但是终究有这么个条例允许中医存活下来，对中医界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可对于中医如此复杂的问题，国民政府搞了这个条例，真的就一劳永逸，彻底解决了吗？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中医的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注定还有更多的波折。
1936年《中医条例》出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哪还有功夫管中医？散兵游勇式的中医药人员也没有能力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颁布的《中医条例》自然作废，当时余云岫还活着，对于他来说，中医这块心病仍然没有放下，不过有了前车之鉴，这一回他不再直接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换了一个词语，是改造中医。怎么个改法？就是所有的中医都去学习西医，学会西医再回来看病。
余云岫的提法如果只是说一说也就罢了，偏偏当时卫生部的某些领导支持余云岫的提议，认为中医确实有必要改造改造。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批经验丰富的中医被送到医学院学习。对于这些老中医来说，想要执业，就得上医学院学习，而且一学就是5年，学完再回去当医生。显然纯正的中医被改造掉了，这就是最早一批“中学西”的医生。
正当传统中医感到政策挤压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山东当时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刘惠民，解放初期曾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作为保健医生，他跟随毛主席两度出访国外。1956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到天津时患了重感冒，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发烧。为给主席治疗，先后请了很多医生过来，用了不同的药都没有效果。到了山东，刘惠民开了两副中药，吃完这两副药，主席的病真就好了。
周恩来总理后来多次举这个例子，讲中医的优势。那段时间毛主席也在不同场合赞扬中医，他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国务院为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全国开办了大量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培训班，业内叫“西学中”。从“中学西”到“西学中”，这是一次重大变革，借着这股东风，一些担忧后继无人的名老中医，感觉到自己肩负的担子和责任。以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去解读，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如果能有幸成为良相，那就能治国平天下；如果成不了良相，那就退一步修身齐家，悬壶济世，成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治人。施今墨、孔伯华等名老中医直接上书毛主席，希望国家能创办中医学校。后来还有三次老中医上书中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五老上书”，八十年代有“八老上书”，二十一世纪有“十老上书”，充分体现了那些名老中医奔走呐喊，勇于担当，不畏艰辛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良心。
周总理接见了施今墨、孔伯华，根据他们的建议，很快组织相关专家商谈怎么开办中医学校。1956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公函和任命书，率先创办了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从此，中医教育开始正式进入官方教育体系。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中医药的政策，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医发展的脉络。
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中医药第一次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6年，国务院成立相应独立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中医药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新时期中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
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年7月1日施行。
中医药已经进入了立法保护的良性阶段，按说已经完全消除了争议和分歧。但道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坦。
当初为了解决分歧，平息中西医之间的纷争，国家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半个多世纪过去，虽然也培养了像陈可冀院士那样独树一帜的中西医兼顾的大家，但从整体状况来看，中西医结合就如水与油的关系，无论怎样调和，始终无法完全融合。就算在同一家医院，还是自划界线，各有所好。有人说中西医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思想，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各有不同的生理系统，科技再发达，也不能让男人去生孩子。
纵观中西医之争，一直以来西医手握科学的宝剑，站在抢眼的高地，随意指责批判中医，在医疗界明显占据上风。可是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中医界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论为基础，一改之前的矜持和隐忍。
质疑西医是从德国尤格·布莱克著的《无效的医疗》这本书开始的。书的封面用了一个副题：手术刀下的谎言和药瓶里的欺骗。书中提到，很多药是不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病苦，却还在施行。
德国医生尤格·布来克在《无效的医疗》一书中，给人们上了关于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一课，比如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但是现在只要进了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人们很难区别，疾病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
全世界2.5万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200万篇医学论文，但其中百分之七十研究结果都不公之于众。为啥呢？因为这些论文反映的是现代医疗的负面和弊端，是医疗界的“雷区”，一旦公布对医疗机构极为不利。比如：十几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是在跳动的心脏上烧灼出20至30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改善心肌供氧。这项手术的创立者是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医学中心首席医生迪克·马斯，这项手术在欧洲曾经疯狂盛行，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此项手术并没有比仅仅服药的患者取得更高的生存率，但手术费用却异常昂贵。为此，尤格·布来克在《无效的医疗》中指出，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整形外科的神话，到心脏手术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病，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都令人心生忧虑。
从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世界上任何一种医疗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缺陷，再发达的卫生科技，再高超的医药，都会有它无能为力的地方。不过从我国的医疗状况来看，中医遭受的诋毁远远要大于西医。中医在科学性上、在治疗上、在教育传承上，随时被人怀疑。
从1956年首批中医学院创办以来，中医教育经历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可是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质疑，为何中医药大学培养不出正宗的中医？培养不出令人信服的中医药大师？
这是一个呼唤大师的年代，许多行业都一样，缺少一些参天的主干。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究竟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发生偏差，还是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各有所指，但没有统一的答案。
处在医疗事业快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面对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纪难题，我一个中医的门外汉不敢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中国的医疗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医身上，而是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从以药养医，到过度医疗；从承包科室，到沸沸扬扬的莆田系黑心骗子，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
对于一个文字记录者来说，在医药这片汪洋大海中，我可以感知到狂风与巨浪，作为一名船上的乘客，我只能认真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除了用心记录，就是深入调查。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供独具慧眼的读者去分析评判。
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对于那些难有定论的问题，只能交给时间，相信时间能让所有的疑惑水落石出，最终呈现事物的本质和真相。
（本文摘自《天涯杂志》，不代表本报编辑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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