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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医祝味菊在中医理论和临床方面均有独到建树，被誉为“中西医汇通大家”[1]，笔者曾参与主编《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对祝味菊学术思想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注意到祝味菊先生重视“治未病”思想，并有独特见解，对丰富“治未病”思想的理论宝库有一定意义，因此不揣愚陋，根据宋为民、罗金才《未病论》中“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前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的划分，对祝味菊先生的“治未病”学术思想加以整理发掘，以飨读者。
论“健康未病态”学术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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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健康未病态”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调摄
“扶羸益弱，医者有重任焉。夫人身之体质，禀于先天，成于后天，讲求胎教，慎择配偶，此优生之学也。外避六淫，内和七情（不适于人之气候皆曰六淫，不适宜之情感皆归七情），洁其食，任其服，起居有节，劳逸有时，此卫生之学也。先天体质之退化，远在祖先；后天卫生之方法，端在自爱。指导优生之法，阐明卫生之道，祛除病痛，保障健康，此医者之事也。”[1]可见，“健康未病态”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调摄，社会人群先天禀赋可以通过优生学的推广普及得到提高，后天体质可以通过卫生之学的调摄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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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违反“治未病”规律，对婴幼儿妄施寒凉药物，破坏“健康未病态”
反对在婴儿初生时期滥用寒凉药物解毒。在东南沿海、江南一带，习惯认为胎儿在母体中染了毒气，出生之后若不除去，将来会引发许多疾病，如黄疸、湿疹、鹅口疮等，因此要服用解胎毒的中药，常用的中药有黄连、朱砂、牛黄等。祝氏对此极为反对：“时医喜用清法，惯使寒凉，呱呱坠地，五内犹虚，谬曰解毒，哺以三黄，譬如萌芽，惨遭风霜，可怜襁褓，稚阳先伤。”[1]指出了对初生婴儿滥用寒凉药物，将伤损稚阳，影响生长发育。反对不问幼儿体质，滥用寒凉药物施治。“以疮疖为胎热，以痧麻为可清，不问体质，侈言治病，病去正伤，人所不知也。是故幼龄根基迭遭摧残者，则壮年不复，多致内怯。不观夫乡村顽童少尝汤药者，体多壮实；富家之子医药不辍者，动辄多病。此何故哉？爱之不得其道，适以害之也。伤寒为正邪殊死之战，元气不得不偾张努力。医者以为温是阳邪，始终用寒，正日馁则邪日张。强者延期而幸愈，虽愈已弱；弱者因逆而致变，因变遂夭。孰令致之？时医妄清之咎也。若辈削弱先天，斫伤后天，小则伤及于元气，大则贻患乎民族，流毒所致，惨比刃戮，医犹不悟，何况其他？呜呼哀哉，夫复何言！”[1]祝氏通过“乡村顽童少尝汤药者，体多壮实；富家之子医药不辍者，动辄多病”的现象，进行了比较和思考，揭示滥用寒凉药物治疗“疮疖、痧麻”等婴幼儿常见病，易导致体质下降，并可能产生“内伤怯损，壮年不复”的严重危害。
论“潜病未病态”学术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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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传统“伏气”学说
传统将西医潜伏期与中医“伏邪”之说对应，祝氏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中医的“伏邪”说认为所伏之邪为“风、寒、暑、湿”等物理因素，西医所指的是细菌等微生物，中医的传统认识与事实不相吻合，有待修正。祝氏与陈苏生之间的师生问难，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苏生曰：潜伏期者，伏邪之说也。《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有伏寒乃知有伏暑，从而推知，六气皆能潜伏。故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冬为咳嗽。’盖伏气之说，由来旧矣，而近贤非之者日众，以为寒暑即病，未能久伏。将师古欤？抑从今欤？师曰：伏气之说，中医之障也。邪正不两立，岂有容邪许久而不病者乎？苏生曰：病有潜伏之期，则知邪有蛰藏之机。师言邪正不两立，则邪气初着，势必即病，又何有乎潜伏？师曰：细菌足以病人者，名曰病原菌；反是者，非病原菌也。体多无害之菌，邪不我犯，则亦优容之矣。病菌由游离而成集落，其力足以危害时，未有不思蠢动者。微邪潜入，量少力薄，蕃殖未旺，规避正气，为患未彰，反射作用未显，故无有所苦。及至局部既生变化，不久危象且见，不得以外形之未困，而谓之无病也。夫六淫外感，理当即病；有形细菌，乘机始动。是故潜伏有一定之时期，未有永久潜伏者也。”[1]
2
强调“潜病未病态”在辨证施治中的重要意义
辨证重视“潜病未病态” 祝氏的临床特色蕴于对“潜病未病态”的辨析之中。如：“三因制宜”首重“因人制宜”，首先考虑“潜病未病态”。“医有一贯之理，用药之道乃因人制宜，岂可随地方而易药，因时间而消长乎？四性之药，所以对人，凡是不足，皆当用温。燕人伤寒，热闭不克外越者，麻桂更宜重用，肌表麻痹，非温不开也。其体实脉强、壮热烦渴而又无汗者，佐以甘凉，大青龙汤是也。苟其体虚而表又闭，则辛散之外，姜附亦所常用，非皆一例习用寒凉也。粤人伤寒，至于阳明多汗，亢热既见，虽用白虎，亦在所不禁，孰能武断粤医不处寒凉乎？须知燕人非尽犷悍，粤民亦多强者，寒热温凉，随人而转。东垣，北医也，善用温补，罗谦甫传其法以闻于江浙；丹溪，南医也，好用清利，刘宗厚世其学以鸣于陕西，足征医之用药初不受时间与环境之约束。书云：‘夏日有寒不忌四逆，冬令伏温可用芩翘。’须知时间不同，环境不同，而适应此不同之时间与环境者，皆是人也。病邪之来，正气抗之，抵抗太过则用清，抵抗不足则用温。地无分南北，时不问冬夏，人不论燕辽闽粤乃至海外异族，皆同此例也。因人制宜，夫岂有偏颇之过哉？”[1]
处方重视“潜病未病态” 祝氏创制新方，是基于对潜病未病态的判断。“盖江南之人，滨海而处，地卑湿重，气升阳浮，发育早熟，智识早开。用脑多者，脑神经先衰；劳肾（此肾乃指外肾也）多者，内分泌先竭；神经衰弱者，不耐高热，易罹谵妄；真精亏者，虚阳不潜，易于上逆。时人习闻靡靡之音，习尝靡靡之药，至死不悔，举世同风，因时制宜，吾于是有新方之制。”[1]
用药“重视前病未病态” 如“症候乃局部疾病之表现，体气乃整个人体之能力。症候与体力虽有密切之关系，然终是两事，不可合并而谈也。夫症候为诊断上之参考资料，体气为用药上之进退准绳。熟悉症候，即能知疾病之所在；了解体力，允可收翊赞之功能。譬如腑实便闭之人而见潮热、矢气、痞满、胀疼之候，此为有燥屎，应下之证也。苟是气盛脉实，形充色华，即为可下之体；若是气怯脉弱，形羸色夭，显然不任峻下之体也。有可下之体，而见应下之证，则宜凉导；无可下之体，而有应下之证，则宜温通。下药攻滞，所以去病也；凉之缓亢，温之扶怯，所以调正也。各有所事，并行不悖，何惑之有？”[1]又如在论述温热药物的运用过程中指出：“温药疗不足，不足当用温，非仅伤寒为然也。故表闭而不足则用温散，便闭而不足则用温下，不足而中满则用温运，不足而有滞则用温化，不足在形则以温滋为补，不足在气则以温壮为补，一候不足则一候用温，终身不足则终身用温。虚人而染伤寒，首尾不离少阴，则始终不废温法，此祝氏定律也。”[1]
论“前病未病态”学术思想特色
指出中医治疗“前病未病态”具有特色优势。“（伤寒）潜伏之初，病型未定，无有治法，中医就其失常之处，从而调之，去其病菌之所附丽，或汗或吐或下，纵使首慝未诛，而莠民既戢，邪势孤矣。中医初期疗法，每每消患于无形，所谓上工治未病也。”[1]；又如论述治疗“脐下悸者，欲作奔豚”的前病未病态，在阐释《伤寒论》“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这一条文中指出：“发汗多，阳随汗泄，分泌力弱，水邪停留脐下而作悸动，有腹部神经紧张，状如奔豚上冲胸膈之势，与以桂、苓、草、枣，温化水邪而益胃气，此上工治未病之谓也。”[1]
论治“传变未病态”学术思想特色
1
重视扶持人体正气
指出：“上工治未病，察病邪之趋势，而支持其抗力，见机在先，无使内馁，所以缩短其过程，保持其真元也。若患生而投药，亡羊而补牢，如渴而掘井，斫而铸兵，不亦晚乎？”[1]又谓：“夫疾病者，生理之反常也。生理之反常，邪机刺激使然也。反常之生理，即为病理，病理之表现，多含自疗作用。吾人既未能直接除去其病原，则当扶持体力，协调其自然疗能，此一贯之道，凡病皆然，不独伤寒而已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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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突破传统辨证，针对病理治疗
祝氏认为症状是表象，决定疾病发展变化的是深层次的病理机制，治疗应当熟悉疾病整个病理机转，不能惑于表面症状，知病之所趋，方能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患于未然。“人体不过形能而已，气血变化，机动莫测，虚实真伪，不可胜竭。症候之表现或者为合符自然疗能，或者违背抵抗程序，复症重叠，盈虚互见，孰宜顺治，孰宜逆治，孰应彰之，孰应衰之，若无真知灼见，鲜有不临歧彷徨者。须知症候为疾病之表现，而非疾病之本身，必也了解症候发生之动机，澈悟症候发生之原理，则邪正分明，顺逆之势，昭然若揭矣。”[1]；以祝氏和陈苏生讨论伤寒极期治疗为例：“陈：‘病而至于极期，邪势鸱张，譬犹近畿告急，国家危急之秋，存亡之所系也。壮热神昏，谵妄无度，舌形龟裂，脉如釜沸，是亢温也，是热盛也。初期用清，恐抑低其抗力也。今抗邪至于亢矣，亢且至于害矣，其可以清矣。热亢则物质消耗，资源涸竭，急下存阴，其可以攻矣。小子亦曾以清下而收效矣。有是证，当用是法，未知吾师以为然否？’祝：‘以高热而用清，以排滞而用下，似是而非也。伤寒极期，抗力岂皆有余哉？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伤寒至于极期，病势严重极矣，好转恶转，所以决胜败于旦夕也。当斯时也，正邪各为其生存而作殊死之战。壮热无汗，或汗出不畅，是生温多而放温障碍也，麻桂所必用，清表则汗愈少而热愈壮矣。神昏有由于中枢疲劳太甚，抗力之不振，宜有以振奋之，附片所必用，清而下之，抑低其抗力，愈虚其虚矣。谵妄无度，神经虚性兴奋也，宜镇静之，龙磁所必用，无可清下也。血液上冲于脑，神经紧张，血逆有升无降，则镇静中佐以苦降，如酒连之属。清上太过，则郁血不得下行；清中太过，则败气伤中，自戕胃运；下之太激，则刺激溃腐之肠，而有洞穿之虑。夫气为血帅，气升则血升。伤寒始终有汗，长令濡湿，所以导令气机向外也。血行循环，盈此者绌彼。血流趋势向表，则上无血逆之患，脑部何致充血？下少壅郁之瘀，肠部何致洞穿？医之工者，知病之所趋，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患未然也。彼舌如龟裂，每多津不上升，脉如釜沸，显见心劳力绌，将温壮之不遑，岂可以亢温为热象，而用清下哉？是伤寒极期，壮热神昏，谵语无度，舌形龟裂，脉如釜沸，不定热盛也。其邪气已却，抗力太过者，虽有可清可下之证，而无必清必下之理。吾子情感偏重于证候，而忽略于病理，是以其治有应有不应，咎在于不知其所以然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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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全面考虑，“一举而数善备”
“发汗酿溺，引吐转下，各有利弊。顺逆之势，因证而异。医之用药，举一法而兼数善者，工之上也；举一善而进一弊者，工之下也；未能兴善，而惟知戕贼者，是为陷阱下石之流，不足以言工也。······伤寒之机转在表，故汗液重于小便，汗法可以排泄秽毒，可以调节亢温，可以诱导血行向表，可以协助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此法之上者也。利尿而绌汗，是一得亦一失也，寒凉直清，渗利无度，馁其气而掣其肘，是害人之尤矣。”[2]
总之，祝味菊先生的“治未病”理论新颖、经验独到，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蒋文跃,鲁兆麟.被忽视的中西医汇通大家祝味菊[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6,4（3）：243-246
[2] 邢斌，黄力主编.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69
作者：黄力
改编自：近代名医祝味菊“治未病”学术思想特色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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