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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证候，通常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四诊，可以把有规律的证候，系统地分别归纳为若干类型，作为识别疾病的方法及辨证论治的依据。如伤寒的六经证候，温病的卫、气、营、血证候及三焦证候，这些均属证候分类。从方证关系讲，证分为了“方药证”与“理法证”，或说“经方辨证”与“病机辨证”。
“方药证”即“经方辨证”，实际是中医学中最早的一种辨证模式，是以辨方证为主，以方证相应为模式的经验式辨证方法。临证时须将病人的症状与已知的经方方证相对照，辨别二者是否对应，再加以施治。如《伤寒论》中有“病与方相应者，乃服之”的记载，并有“柴胡证”“桂枝证”的提法。《金匮要略》中将服用百合剂的病症称为“百合病”。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这就叫“方证相应”“药证相应”。这里所说的证，是证据，是指征。换句话说，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药证就是用药的指征。有的方证与药证，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病”；有的是某种“综合征”；有的则是中医通行的“证”；有的只是个症状；有的甚至是某种体质。所以古代中医学中的“证”，并不局限于寒热、虚实、阴阳、表里，也不是与辨病治疗相对立的一个完美的疾病单位，而是一种诊断用药浑然一体的辨证模式。
“理法证”是指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命名的证，是以辨病机为主，以理法方药为模式的推理式辨证方法。临证时先要运用中医的逻辑思维，对病人的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地分析，推导出疾病的病机，再根据病机立法、处方。如所谓脾虚证、肾虚证、心阴虚证、肝经湿热证、气营两燔证等。与此相对应的是治则治法研究，如健脾法、补肾法、养心阴法、清化湿热法、清气凉营法等。应当说，这对于阐明中医理论的实质，促进中医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证比较模糊笼统，存在着一证多义、一证多方、一证多药的不确定性，与实际用药缺乏严格的对应，这给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方药证”的模式是针对症候群用方，而“理法证”的模式是针对病机用方。病机是由症候群推导概括得出的，病机与症候群二者具有一定的等价性。针对病机用方，实际上是间接地针对症候群用方。因此，“理法证”的实质仍然是“方药证”，只不过是在方证相应的辨证模式中，增加了一个代表症候群的代码——病机。可见，“理法证”是在“方药证”的基础上衍变派生出来的。现今，由“方药证”与“理法证”共同构成的中医的证，其内涵也就是方证，即方与证之间形成的方证相应的对应关系。
从中医的发展史看，金元以前，古人多以方名证，以药名方；金元以后，时方家虽然多以病机名证，但其所制的有效时方往往是以经方为基础化裁而成的，并未脱离经方方证相应的内核。因为病机辨证的方与证之间存在着中介——病机，所以其方与证之间的逆定理难以准确地成立。运用病机辨证，有时论之有理，而治之无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辨病机证者具备一定的方证经验，记忆一定量的方证对应谱，辨出病机之后，参照方证对应谱处方用药。可见，经验成方是中医辨证施治的前提和基础。（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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