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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地药材形成的时期，意见尚不一致。有人认为，在魏晋南北朝，道地药材实际上已经完全形成[1]。也有人认为，道地药材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代的医学著作，道地药材的最终确立是在明代[2]。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古医书抄卷，本文即以此来考证唐代以前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较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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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敦煌遗书溯源道地药材
1900年，人类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900余年的近5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囊括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古代社会、语言、文学、历史、艺术、宗教、天文、气象、医学等，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医药残卷近百卷，为迄今出土的古医书中文字和内容最多者。由于旧中国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便在1907年和1908年，先后被英、法文盗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其部分精华劫往国外（现编号为“S”和“P”）。其后，又有部分散失日、俄等国。现今国内收藏有这些原卷的缩微照片。
道地药材指中药材中人们公认的来源于特定产地的名优正品药材。中医治病主要用中药，为了追求好的疗效，首先要保证药材的质量。先秦时期，古人即已发现药材质量和产地有关，从而把“质优”和“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道地药材的肇始。秦汉一统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药市出现，药材商品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特定产区的药材已成为药业界的普遍现象，道地药材逐渐产生。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商品贸易发达，药物交流频繁，促进了道地药材的形成和流通。此后，道地药材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既具有物质和医学属性，又具有商业和文化属性的概念。近代学者经研究，也证实药材的产地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3]。因而，研究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现实意义。
追溯唐代以前我国药学发展的历史，有助于确证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成书于东汉末期（公元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载药365种，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梁代陶弘景（公元456—536年）搜集和整理了魏晋以来300余年间的药学发展，著《神农本草经集注》，载药达730种，并论及药物产地、采制加工、真伪鉴别等。唐代医药学有较大发展，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国家颁行了《新修本草》，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学著作，载药844种，不仅反映了我国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兵火洗劫，这些本草著作早已亡佚，现存的各种版本，均是由明清以来的学者考订、辑佚、整理而成。然而，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古医书抄卷，上述著作均有记载，而且最接近原貌。因此，用敦煌遗书医药残卷来考证唐代以前道地药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应该更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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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在唐代已完全形成
以敦煌遗书来考证，认为道地药材这一事物在唐代已完全形成。
龙530卷[4]，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内容基本完整。墨笔抄写，共存720行文字。卷末记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可知此卷为《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书末所记定为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断为六朝写本。该卷云：“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全用历阳当归，钱塘三建，岂得相似？所以疗病不及往人，亦当缘此故也。”明确指出药材的质量和产地有关，道地药材是以“气力性理”即质量取胜，未用道地药材故而疗效较差。该卷还反映出南北朝时医药已分家，药材成为商品，推动了道地药材的形成。卷中云：“今诸药采造之法，既并用见（现）成，非能自采。”“众医睹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市人即是药商，“市人不解药性，惟尚形饰。上党人参，殆不复售。华阴细辛，弃之如芥。且各随俗相竞……”当时的上党人参，华阴细辛，是公认的道地药材，而药商为谋取利益，只注重习俗行情和药材形饰，将道地药材弃之不用。“以此疗病，理难即效。”该卷还提及“蜀药”“北药”之称，是以来路命名药材之始，也是药材贸易发展的反映。
P·3714、S·4534，均为唐《新修本草》残卷[5]。P·3714卷，首尾残缺，载药30种。正文以大字朱、墨杂书，朱书为《神农本草经》文，墨书为《名医别录》文。注文以小字墨书，紧接正文为药物七情畏恶，属《名医别录》的旧注，次为陶弘景注文，“谨案”二字以下为唐新修时所增注文。此种写法，为世存该书遗迹所仅见者，极近原貌。文字避“世”“治”讳，不避“恒”，又其卷背有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公元667—669年）的驿牒，说明抄写距该书颁行不到10年。S·4534卷，为两个残片，墨笔抄写，载药近10种，文字避“世”“治”讳，考为唐代抄本。此两卷每药项下正文中记载性味、功用、主治、产地、采集和炮炙，注文中记载药物形态、真伪鉴别、产地优劣，可明显反映出唐代药学知识的发展和道地药材的形成。如P·3714卷天雄条，《神农本草经》原载“生山谷”，陶弘景《集注》云：“今宜都伥山最好，谓为西建。钱塘间者，谓为东建，气力劣弱，不相似。”而唐代“谨案”中云：“天雄、附子、乌头等，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余处纵有造得者，气力劣弱，都不相似。江南来者，全不堪用。”四川的附子、乌头从唐迄今，一直是著名的道地药材。此外，卷中在多处记载药物的最佳产地和优劣鉴别。如半夏，陶注云：“第一出青州，吴中亦有，以肉白者为佳。”“谨案”云：“江南者，大乃径寸，南人特重之。”恒山，“出宜都、建平，细实黄者，呼为鸡骨恒山，用最胜。”葶苈，“出彭城者最胜。”甘遂，“第一本出太山、江东。”“真甘遂皆以皮赤肉白，作连珠实重者良。皮白乃是蚤休。”
S·5614的第7～10页为张仲景《五脏论》残卷[5]，墨笔抄写，共83行，约1440余字。右下角残缺，余尚清晰可辨。文中不避唐“世”“治”“旦”“恒”讳，另岁字头作“止”，与五代写经同，推证其为五代写本。卷首虽题“《五脏论》一卷，张仲景撰”，但从文中提及一些晋代和南北朝医学家、印度名医耆婆以及唐代最早收载于医学著作的一些药物，而未提及唐代大医孙思邈，推测其为隋或初唐时的著作。该卷记载了百余种药物的主治、功效，其中蓖麻、密陀僧、荜茇3种为唐代从国外输入。卷中提及20种药物的炮炙、鉴别，如“泰胶结罗纹之状，干漆作蜂巢之形”“升麻只求青绿”“桂心取其有味”“秦椒须汗，矾石当炮”“防葵惟轻为上，狼毒惟重为佳”“菟丝酒添乃良，朴硝火烧方好”等。可见唐代的药材加工技术已达较高水平。又如对道地药材的论述十分精彩：“蓝田玉屑，镇压精神；中台射香，辟除梦魇。河内牛膝，去膝冷而止腰痛；上蔡防风，愈头风而疗肋痛。晋地龙齿，差癫痫而去头疼；太山茯苓，发阴阳而延年益寿。”说明唐代道地药材已很流行。
P·3644卷[6]收载了一篇集市药店的叫卖辞：“橘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拨，芜荑大黄；油麻椒蒜，河藕弗香；甜干枣、醋石榴；白矾皂矾，紫草苏芳；沙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可见，该药铺从北药，到南药；从国产药，到波斯产的诃黎勒、莳萝、荜茇，一应俱全，反映出唐代药材市场的繁荣和中外贸易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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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土贡制度促进道地药材的流通和发展
敦煌遗书地志残卷[7]，现藏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首尾俱残，墨笔抄写。从同谷郡成州（属陇右道，道名残缺）起始，依次为陇右道残存16州，关内道24州，河东道19州，淮南道14州，岭南道65州，止于贺水郡澄州，共计138州。各州名下用小字记载距京都里程、土贡及公廨本钱数，下写该州所属县名。土贡部分包括吃穿用品、矿产、药名和手工艺品。以此卷和《唐书·地理志》校对，该卷中有天宝元年更名的郡、县名，而未见天宝七年以后新置属县，可确定其书写年代在天宝初期（公元742—749年），当时全国共有郡州328个，残卷约存载了42%。记载的土贡药名共19种，涉及25个州，占地志总州数的18%。（见表1）
唐代土贡制度的特点是：诸州所上贡品都是官府收购当地的特产[8]。就药品而言，一定是产于该地的质量优良、誉满全国的佳品。所以，一般认为贡品药材即是道地药材[9]。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翼方》中按唐各道归纳药材产地（有人认为“道地”药材的名称即源于唐代行政区划“道”），强调用药必依土地，并以进御贡品来表明药品的质优誉佳。该书卷一列有“药出州土”专节，载“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有不堪进御，故不繁录”[10]。地志残卷记载的土贡药品，不仅具体指出当时道地药材的产地，同时说明该地有一定的产量和优良的加工技术，并具有良好的信誉，有力地证明了道地药材在唐代已完全形成。另一方面，土贡药品必然提高了道地药材的声誉，为这些药品的国内外交流创造了条件，唐代时中药已传到朝鲜、印度、东南亚和阿拉伯诸国，促进了道地药材的流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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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国内外交流频繁。以敦煌遗书医药残卷考证，可见唐代的药学知识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强调用药必依产地，才能保证药品质量和临床疗效。药物的栽培和加工技术提高，药材商品化，药品市场繁荣，药材贸易发达，在此社会背景下促使道地药材完全形成并流行。唐代的土贡制度和药品进贡，不仅是道地药材形成的标志，同时也促进了道地药材的流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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