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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中医理论传承创新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为下一步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开展提供指导。
本次珠江会议上，专家们重点围绕中医理论传承创新问题进行研讨，提出在中医理论传承创新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就此发表观点与建议，旨在落实《意见》，为中医理论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挖掘新的思路。专家们表示中医理论无论传承还是创新都应该坚持以中医内涵为核心，让传承创新有所根本。
传承中医理论要完整
山东中医药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王振国提出“辨病论治”也亟待传承。他表示，在现代中医理论的传承中，中医教育始终强调辨证论治，而辨病论治却逐渐被忽视，但这并不代表辨病论治就不重要了。屠呦呦教授发现青蒿素正是从《肘后备急方》中得到的灵感，“治疟病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其中“青蒿截疟”就是一种辨病论治的体现。
“辨病论治在现代一样有用。”国医大师陈可冀也如是说。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看来，辨病论治中所说的“病”应区别于现在人们习惯的“病”的概念。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于“病”的理解，也不同于古人对于“病”的认识。在《黄帝内经》中，所说的“病”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以某个症状为主的疾病；第二类，以症状来命名的疾病；第三类，病程发展有一定规律性的疾病。但总的来说这三类“病”都有相同点，就是关键病机以及“病”的整体发展规律是基本一致的。古人辨病论治是抓住疾病的病机，以此来论治、施药，当然是正确且有效的。
辨病论治为把握“病”的关键病机，辨证论治为抓住病程某一阶段的“证”，因此“病”和“证”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既不可相互割裂，也不可相互代替，二者相结合才是中医临床最有效诊治疾病的方法。所以保持辨病论治的传承，也是在保持中医理论的完整性，对于中医理论的传承也非常重要。另外很多民间验方是辨病论治的，所以辨病论治还可保护一些民间用药经验。
中医传承莫走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胡镜清发现，中医药教材已经进入市场化竞争阶段，各出版社编纂教材所采用的标准也并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理论传承与创新。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授杨桢也感触颇深，他指出，中医药教材市场的过分自由化导致中医药教材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缺乏统一的规范。而某些出版社的编写人员为了规避抄袭，会在文字上简单地修改一两个字或调整名词顺序，例如在讲治则治法的时候，将“解肌发汗”改为“发汗解肌”“解表发汗”等。
杨桢认为，虽然改动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会使中医逻辑混乱，破坏中医理论体系的稳定性，不利于学生对于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学习，更加影响到中医理论的传承。杨桢建议中医药教材的编纂应以官方之力，凝众家之智，编写出一部规范化的中医药教材，为中医药理论的传承奠定基调。
此外，中医特色淡化问题也引起了业界专家的关注。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刘保延在会上提出，现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走一条现代科技研究的道路，想用科学方法把中医理论进行物质化，很少能回归到中医理论中来，而这些研究对于临床能力的提升贡献也并不大。相反，一些古代很好的学术流派与传统治法却正逐渐消失，这都需要中医人进行反思。
杨桢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策的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李昱表示，会将专家意见进行梳理并反馈给有关部门。
创新要有新思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医科技处处长王思成表示，有人说“中医药发展得好不好，技术方法很重要”，没有中医理论，中医药创新发展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陈可冀在谈到中医理论创新时对记者说：“中医理论的创新应是依托于扎实的传承基础上的”，我们要把中医的原创思维学好，这样在创新的过程才做到创新中充分保留中医药特色。
翟双庆认为，无论中医理论传承还是创新，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中医内涵。我们要传承的是中医的内涵，创新的是手段、材料、途径、方法等等。
翟双庆表示，中国从古至今都在结合临床经验进行学说创新，同时没有丢弃中医理论的主导思想，这样的传承与创新让中医在不丢掉特色的同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医理论本就是开放的，在现代背景下，中医理论的创新也是存在很多可能性，如在“毒邪理论”发展过程中，将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并以中医内涵为主导思想，在原本“毒”的概念里融入了现代科学概念，在不改变理论基础前提下，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中医“毒”的理论。这未尝不是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的一条新出路，也是推动中医理论发展的新动力。(秦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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