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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以愈疾健患为己任，潜心药理，学以致用，无以贵贱择患，无义学高炫于同业，然今德术兼备者愈少，讽医重利轻义弥多，诚忧医道之不传也。医本为患之心腹，古之病者必寄信于医，医必寄怜于病者，然今势之严肃，众说纷纭，无以定论。吾观孙者书毕，有拙思于此。
大医精诚是千年来医者追求的最高目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大医精诚》中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一是精，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二是诚，以“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已所长，经略财物”。他的这种浓厚而朴素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无德不学医”。外科鼻祖裘法祖先生曾感叹：“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医生的医德应体现在热爱生命、对生命充满敬畏和实行人道主义。《大医精诚》中所阐述的医德可概括为三方面：
仁慈为本，慎独为魂。“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习武之人在练武前必先精心凝神，忘却杂念，医者在治病前也需要有类似的思想准备，怀一颗恻隐之心是进行一切治病工作的前提。《中庸》有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作为医生对自己的医德坚守不应只限于着医服问诊期间，深刻领悟这种仁爱之情，人文关怀，将之融入日常生活，化为自身修养，细微之处方见良医。
视患者如至亲，无以贵贱分人。“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将患者视为至亲，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医学是一门救人的学问，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如果不把患者视为至亲，那么你何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救治而心底无私呢？其二，从功利角度看，医生的收入来源于患者，患者无疑堪称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与至亲又有多少差别呢。至于不以身份贵贱分人，我们都在强调不要以貌取人，常人却很难做到面对不同身份的人不将情愫外现，而正以如此才能体现医者的不平凡之处，有自控力，不偏不倚。张仲景在任太守时，不忘救治人民，因做官的不能入民宅接近老百姓，就这定时日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群众进来，凡来求医之人，不论贫富悉仔细询问病情竭力医治，也因此深得民心。其实换个思维，求医之人都有疾在身，病本身而言本无贵贱，何况只是把人作为载体，医者要注重病本身，就像开锁的人潜心于打开百宝箱而对里面的东西视而不见。
怀同理心，感同身受。这一点被孙思邈成为医者的基本道德，“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在患者眼里，医生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生应能体会到他们遭受疾病的苦痛和对健康的渴望。笔者幼时见一患病老爷爷，在医生面前恳求，稍显夸张的表情惹人发笑，现甚觉愧矣！“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才是一个良医应具备的素质。
“以精术载德”，中国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立德”的根本和基础，而精湛的医术本身也是医德内涵中的重要部分。《大医精诚》中首先强调了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一个医生若无精良医术，即使厚德仁心，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能救人于疾患危难之中，医德纵然也是一句空话。要想学得真本事，首先得有追根溯源的吃苦精神，不畏艰难。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而是“采视”，对着实物比较核对，“采视，颇得其真”，为此翻山越岭，置危险于度外之事甚多，由此搞清了药物的疑难杂症，编写了医学史上的名著《本草纲目》。
总之，医者应谨于行，精于思，笃于学，勤于省。学医其实就是修身养性的过程，不经历十年锤炼，如何悟医道之真谛？不亲历医文化熏陶，如何体会至精至诚的神韵？对病人，检查不在多少，在于必要和中肯与否；药不在贵贱，在于对症与否；关爱是否真诚，不完全在面上的言行，更在于人心的感知。铭记《大医精诚》的教诲，怀一颗虔诚的心，以谦虚的态度求学，以中庸的思想待人，天道酬勤。(贾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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