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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阅读《资治通鉴》，书中有侍医秦鸣鹤使用针刺疗法为唐高宗李治治病的历史记载。
秦鸣鹤，唐高宗之侍医，精通针灸术。据《资治通鉴》卷203载：弘道元年十一月，唐高宗李治头痛眩晕，目不能视，传旨侍医秦鸣鹤诊治。秦诊断后认为，高宗之病因是风气丄逆所致，“请刺头出血，可愈”。武后听之大怒说：“此可斩也，乃欲天子头刺血！”。高宗倒是非常坦然：“但刺之，未必不佳”。于是，秦鸣鹤用针刺高宗的百会、脑户等穴位，高宗曰：“吾目似明矣”。武后见之转怒为喜，“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由此则史实联想到，建立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既是治病救人的前提，也是妙手回春的保障，更应当是医患双方心灵的契合与共同的追求。
此则史实，彰显了秦鸣鹤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技：“识病源，生死敢言”“非常之医，可疗非常之病”。秦鸣鹤，与唐高宗有着地位上天壤之别的不对称和专业知识方面的信息差。但是，他艺高人胆大，敢言敢为。在高宗的理解、恩准下，他最终掌握了医疗活动中的主导权，自主地完成了具有风险性的医疗行为，并受到武后奖赏。想想看，太岁头上动土为大忌，皇帝头上岂可放血乎！高宗不加罪于侍医，难能可贵，实当赞扬。倘遇曹孟德，秦鸣鹤生死未卜，十有八九会重演华佗惨遭杀身之祸的悲剧。
在医疗实施的过程中，医生的“权威”应当远在帝王的“皇权”之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患病求医，就是医生的病人，就应遵从医嘱。构建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人命关天，医涉生死。医者与患者犹如命运之“共同体”、好比健康之“合伙人”，疗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患双方的心心相印和密切配合。作为医生，要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作为患者，要充分信任医生，积极协助医生实施医疗行为。否则，或贻误病情或影响疗效。
知疾者明，言病者勇，知医者智，不讳疾忌医者强。(李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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