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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内经》的乳汁而成长，既是历代医家成才的重要因素，这也应当是今日每一位想要或即将成为名医的必由之路。
•要想成为中医药学的名医大家或者一代宗师，能够治愈几例疑难病症或者撰写几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有深厚扎实的中华文化功底和高超的文化造诣。
•正确对待“继承”与“创新”关系，也是中医人才成长的重要经验和路径。
•纵观古今医学大家，他们之所以成名，“学经典，做临床”为其必然遵循的路径。
在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中医药学在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历程中发挥着强保驾护航的作用。人类创造了历史，历代医学大家也是中医药学发展史的真正创造者。每位医学大家的成才因素和成才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只要认真研读其背景资料及其学术成就，就不难从中寻觅其相同之处。思考历代中医名家的成才、成名路径，温古而鉴今，对于当今中医人才的成长将大有裨益。
《黄帝内经》是哺育历代医家的乳汁
《黄帝内经》通过征引约50种医药学文献，构建了中国人的健康医学知识体系，是对黄帝时代至其成书几千年中医药学发展的经验总结，因而，《内经》既是中医药知识此前发展的里程碑，也奠定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根基，自此便开创了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逐渐发展的新纪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波澜壮阔中医药学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内经》及其奠定的理论发展沿革史。
人类创造了历史，中医药学的发展史也毫无例外地遵循这一法则。中医药学发展史就是由历代医学家的成就撰写的。放眼历代成名的医学家，他们无一不是从《内经》中汲取养分而成就其医学事业的。《内经》自成书以后，便成为医家们习业的范本而被奉为圭臬和准绳，如东汉医圣张仲景就是在“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的基础上而成“《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的（《伤寒杂病论·自序》）。皇甫谧也是在汲“取《黄帝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养分而后“撰为《针灸经》十二卷”，成就其为开创针灸学科的第一人。至于隋唐两宋乃至“金元四大家”，他们的医学成就，莫不是在沐浴《内经》的光辉之中获取的。明代医学造诣颇深的张介宾，正因为其对《内经》有深刻研究而著成《类经》三部（《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这就使得他对中医药学科的水平明显高深于此前的诸多医家，因而也获得了“具有高深理论的临床实践家，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理论家”的评价。
时至今日的60位国医大师们，没有哪一位能够脱离《内经》哺育而成名。所以，通过对历代医家成才之路的研读和思考，可以领略他们如何通过精研《内经》原文旨意，以达到提高自身的学术品位，形成自己的学术立场而在中医药学发展历史长河中做出贡献。可见，赖《内经》的乳汁而成长，既是历代医家成才的重要因素，这也应当是今日每一位想要或即将成为名医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化是成就历代名医的沃土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品格、哲理深刻地体现于中医药文化之中，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最传统、最生动、最具体、最切身的载体，要学好中医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医名家成才鉴略》）。历代医学名家的成才之路，就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在历代名医成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是基础医是楼”，医学学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中医药学被称为“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也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立场提出的。就《内经》而言，它是西汉晚期以前古代文化、古代哲学、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和集大成者。
文化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东汉以后各时期的中医药学文化的发展，无不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该时代的医药事业而同步行进。如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在研究了古本《神农本草经》和《别录》之后，编撰了《本草经集注》，开端了中药学的研究历程。唐代苏敬等人在广集各地提供的药物资料和药材实物绘图的基础上，所编著的《新修本草》将药物种类拓展为844种。时至公元1082年，蜀医大家唐慎微，广泛收集了经、史、子、集中有关药学的内容，征引的文献多达247种之众，编成《经史子集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32卷，收载药物1746种，其中有600多种是前代本草书中未曾记录的，收载药物之多，汇集文献之众，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才有“《证类本草》是本草纲目以前内容最完备的一部本草”之评价，即或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更是以此为鉴，成就了《本草纲目》。此外，像清代医学家黄元御、陈修园，民国年间的廖平，当代医家秦伯未、任应秋等皆如是。可见，要想成为中医药学的名医大家或者一代宗师，能够治愈几例疑难病症或者撰写几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有深厚扎实的中华文化功底和高超的文化造诣。
继承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继承是创新的基础，也是创新、发展的源头，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医名家成才鉴略》）。在中医药学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位医学家，都是这一辩证关系的身体力行者，即或是地位十分尊高的《内经》作者，也没有将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视为医药学的最高境界和终结，而是将其界定为生命科学发展的起始点，如其将研习医学知识的方法概括为“诵、解、别、明、彰”五字真言（《素问·著至教论》）时，就充分体现其对“继承”和“创新”关系的明确认识。“诵、解、别、明”讲的是如何“继承”、怎样“继承”，而“彰”就讲的是弘扬拓展，讲的是“创新”。没有“继承”的“创新”，最终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没有“创新”的“继承”，充其量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和摆设，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就谈不上发展中医。无论是唐代的医学大家孙思邈，还是金元时期的刘完素、朱震亨、李杲、张从正，乃至于现今的国医大师们，他们既是“继承”前人医学成就的典范，也是在继承先贤经验基础上能够不断“创新”的行家里手，因而才有了他们各自的学术立场，也才确立他们自己的学术地位。所以，正确对待“继承”与“创新”关系，也是中医人才成长的重要经验和路径。
学习经典的最高境界在于实践
“不想当名医的医生不是好医生”，这是套用并改造别人的名言而说的。因为“名医”不仅仅是荣誉，重要的是一种患者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医大家”，那就必须认真钻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前人的医学精髓和临床精华，并以之丰富自己的学识，提升自己学术品位，形成自己的学术立场，凝练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此才能在业内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只有通过经典论著的研读，才能不断矫正自己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学习经典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发展中医药学理论，在于解决临床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其终极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在《内经临证发微》一书的评介中说：“学习《内经》的最高境界是将经典娴熟而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实践。”足见临床实践对学习经典是何等的重要。纵观古今医学大家，他们之所以成名，“学经典，做临床”为其必然遵循的路径。
介绍、宣传、学习中医药学名医大家的目的是为了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每一位中医人，只要能够以历代医学家为鉴，认真践行他们的成才路径，都是可以在中医药发展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而成为一代“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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