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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学界为争取加入国家教育系统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彪炳千秋、永载史册的斗争。在此期间，诞生了我国第一个中医教育研究团体——中国医药教育社。
从教育着手革新中医学术
自1912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发生后，中医界就展开了上书请愿、集会游行的不懈努力，但直到1938年，虽然已有众多的私立中医学校，而中医还依然没有被纳入教育系统。当时被公认为“中医领袖”的陈郁，“认为要彻底革新中医学术，那么从教育着手，实在是最基本、最合理的办法”，于是就联合饶凤璜、张简斋、陈逊斋、时逸人、高德明等人作为发起人，于1938年10月12日，共同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递交了《为组织中国医药教育社报送会章申请备案呈》：“建立及刷新中国医药教育，所有教育上应有之一切措施，如教学方法之订立、课程标准之草拟、各科教材之编纂、师生资格之规定，苟非有专门研究机关或团体，从长究讨，慎重研究，决难期其周密。发起人等有鉴于斯，爰纠合全国对于中国医药教育富有经验学识之专家，组设中国医药教育社，拟对上列各项问题，加以合理之讨论、具体之筹划，并将研究所得，公诸社会，或备政府咨询，庶中国医药教育得以导循正轨，迈步修途，实于医药学术、教育设施，两有裨益。”
1938年11月11日，中央社会部许可成立，11月13日即召开发起人大会，推选陈郁等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修正《章程草案》，分别呈请社会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经核准后，于1938年11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推选陈郁、曾义、高德明、张简斋、饶凤璜、时逸人、王药雨、蓝伯熙、陈震异为理事，陈郁、曾义、高德明为常务理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王伯陶、高星垣为监事。聘请陈立夫为名誉理事长，焦易堂、何键、朱庆澜、凌璋、颜福庆、彭养光为名誉理事（《中国医药教育社第一届职员名录》）。
研究并刷新中国医药教育
中国医药教育社以“研究并刷新中国医药教育”为宗旨，主要任务是：中国医药教育问题之研究改进，中国医药学校教学方法之设计及材料之编订，中国医药图书馆陈列所及展览会之筹设，中国医药教育团体及工作人员之调查统计和其他有关中国医药教育改进事项。
凡富有中医药之经验或学识者，经该社会员2人以上介绍，提请理事会审查通过后，即可成为正式会员。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综理、监督会务，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5～9人，监事3～5人。经费除会员费及其他收入外，并接受卫生及教育机关团体的补助（《中国医药教育社章程》）。
从四方面开展工作
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诸多工作，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拟订《中医学校教材编纂标准》并编纂教材。在193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成立了教材编纂委员会，专门拟订了《教材编纂标准》，并编纂了多种教材，如谢观与秦伯未等合编的《内科学》、胡光慈编的《小儿科学》、康昭谨编的《诊断学》、刘仲舆编的《针灸科学》、许锡彦编的《时病讲义》、高德明编的《实用方剂学》、陈郁编的《妇产科学》等。在教材尚未全部编纂完成的时候，就选择几种呈送教育部审查，总的评价意见是：“查该社所呈七种，以《实用方剂学》《针灸科学》及《妇产科学》之关于‘备考’部分、《诊断学》之关于‘望诊部分’，均尚多可取之处；其余各篇，尚应再加研究。”（《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
其次是制定《中医专科学校课目表》。早在1937年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召开的第39次会议就决定由教育部会同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参照《医学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拟订《中医教学规程》（《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会同教育部拟订中医教学规程》）。因全面抗战开始，政府迁都，此案遂被搁置。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后，“觉得仅仅自己几个人编些教材，这对于整个中医教育，显然不会起多大的改进作用”，为使全国中医学校的教学科目趋于统一、规范，以保证教育质量，由陈郁、高德明作为负责人，拟订了《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并于1939年4月由教育部公布，使得中医在名义上已经列入国家教育系统。
再次是主办中医研究班。1939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训练中医人才。正准备开始招生时，适值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各机关团体都奉令疏散，举办讲习所的事宜自然不得已而停顿下来。1939年11月，重庆的安全状况略为改善与安顿，即准备继续开办事宜。但鉴于此时日寇仍不时进行轰炸的客观形势，为适应环境便利和进行起见，中国医药教育社建议改用“研究方式训练”，卫生署对此表示赞同，遂于1940年春，开设了“中国医药教育社研究班”。
研究班以“启发与自动并用，以养成研究员自动研究之能力与兴趣”为目标，学习科目为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针灸按摩科学；学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注重医药理论学习，“采用综合及分析方法”；第二个阶段注重临床技能培训，“采用实验及统计方法”；学习方式采取“通讯”、“集合”、“实地”三种形式：
“通讯研究”，由指导老师编撰学习资料，印发各学员学习，如有疑义或其他不同见解时，可以通过信函的形式径直向原编撰人员质疑或提出意见。
“集合研究”，每月指定一日或数日，作为学员“集会期”，口头交换平日学习心得及疑义，并请指导老师参加，或答疑，或释义，或指点迷津，务使学员涣然冰释。
“实地研究”，由中国医药教育社会商卫生署中医救护医院或重庆其他设施完善的中医院，将研究班学员派送其处临床实习。
可见，该研究班是集函授教育、集中培训、临床侍诊于一体的特殊中医学校。应该说，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办学模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是非常适宜的，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与效果（《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
最后是举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为促进中医科学化及提高医疗效率起见，1943年4月卫生署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在重庆市区筹设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卫生署委托筹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并于1943年6月21日正式成立（《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于六月二十一日开幕》）。
治疗所所长由陈郁担任，高德明被卫生署任命为副所长。治疗所的应诊医师共有二十余人，凡是当时在重庆的著名中医，如张简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宦世安、郑曼青、胡光慈、康昭谨、方丙寅、董立侯、邹云翔、刘郁周等，差不多全被罗致。
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虽然从开办到停业不足八个月，但却办的红红火火，风生水起。1943年10月3日《新华日报》报道：“中医内科治疗所公布治疗统计，百天内应诊二千六百人。”至1944年2月15日停诊时，共计诊治患者5129人（《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抗战胜利后，中国医药教育社迁往南京。1946年，计划开设中国医药人员训练所，分医学和药学两班，分别培训高级中医师和中药调剂人员，但囿于时局，未能举办。南京解放前夕，陈郁迁往香港，中国医药教育社遂自行解散。
综上所述，中国医药教育社在特殊的年代与环境里，为摸索与推动中医教育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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