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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藏象学说是以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研究为主体的中医学核心理论。在这一理论视野中，生命是物质的，物质是普遍联系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有其特定表现的，通过对其表现的研究，是能够发现和掌握其内在规律的。
•只要我们坚持中医藏象理论原有的超越器官、紧扣物质、层层深入、广泛联系的研究路径，中医学就一定能够逐步走出边缘化语言、孤独式生存、自发性成才、控制性疗效和从属性地位的困境，回归原有的与任何学科开放兼容、与时代发展高度同步的方向与路径。
中医学作为最具中国原创优势的生命科学学科，在我国总体医学科学体系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也是我国医学科学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从各级各类中医药临床科学研究开题立项及其发表的论文来看，几乎是清一色的治疗学课题，很少有关于中医诊断学研究进展的报道，给人一种中医诊断学不需要深入研究或中医诊断学的研究已经到了极限的错觉。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现行主流中医理论特别是器官学特征明显的脏象理论框架下，关于辨证诊断的研究很难深入展开，这同样也是造成科学界对中医理论产生误解提出质疑的关键原因。因此，重申《黄帝内经》确立的基于生命物质运动的脏象理论本原，反思脏象理论在近代发生的异变，对重新确立中医药科学的理论自信和发展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帝内经》确立探究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主导路径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医理论形成体系的重要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换言之，所谓中医理论，指的就是《黄帝内经》所论述的理论体系。但必须清醒地看到，《黄帝内经》所给出的，主要是研究揭示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方法与路径，那些认为《黄帝内经》已经给出了生命运动研究终极成果的看法，是苛求古人、不切实际且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黄帝内经》摆脱了器官剖析与主流文化严重冲突造成的研究困境
虽然《内经》成书的确切年代尚难定论，但当下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秦汉时期，下限不应晚于东汉。
我们知道，同其他各种人文自然科学一样，中医学不可能脱离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而独立生存。关于《内经》的研究，必须联系其成书之时所发生的一次重社会事件综合分析，这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念成为基本国策，儒家文化强势上升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此前“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在“人之发肤受之于父母”的价值氛围中继续得以延续，器官学研究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当此之时，中医学并没有消极无为，更没有固守器官学研究的老路，而是在保留业已成熟的体表器官（五官、九窍、四肢等）和大体部位（内外、上下、表里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毅然搁置了关于脏腑研究中的器官学研究内容，由此避免了在既有研究方法与主流文化之间所形成的严重冲突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强烈的社会思潮变革中绝处求生，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已有相当成就的“阴阳气血精津液”等生命物质研究方面来，成功实现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型。
《黄帝内经》锁定了生命物质的普遍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主体目标
当器官学研究不再作为中医学研究的重心之后，关于生命必需物质和干扰生命活动物质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医学研究的重点目标与核心理论，实现了“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医学化改造，赋予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以鲜明的医学理论内涵，开辟了以生命物质的本体状态、自然属性、存在方式、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等为主体的研究方向。同时，具体围绕“气血精津液”和“风寒暑湿燥火”等各类物质展开的研究如火如荼，并坚持两千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之所以说中医学在《内经》时期就已经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物质研究方面来，其直接证据有三：
一是在现行主流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五行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外感六淫学说”和“内伤七情学说”等仍然居于核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是中医学四诊所得出的结论除“浮脉”“沉脉”反映表里这一大体部位外，大多是围绕“气血精津液”和“寒热虚实”等方面的结论，几乎没有关于脏腑形态、部位、结构、质地等器官学内容的四诊研判。
三是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功能主治，其关键要素是“升降浮沉”“寒热温凉”“扶正祛邪”及“调理阴阳”之类的指标，其发挥作用也无一不是针对“气血精津液”和“寒热虚实”等目标而设定的，几乎没有关于哪种中药可以干预人体脏腑形态、部位、结构、质地等作用的记载，《内经》以降从来如此，概无其他。
《黄帝内经》确立了生命物质“推之可万”“数之可数”的医学理论核心模式
《内经》把阴阳作为世间一切物质的统领，把阴阳学说作为中医理论的首要学说，使其成为认识自然、研究生命的基本法则。
首先，确立了生命的物质性，并指出了生命物质的内涵和外延均离不开阴阳，所谓“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明确了生命物质是由无限层级构成的，即所谓“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阴阳之中，又有阴阳”，从而描绘出物质总体之下有阴阳两类、阴阳两类之下有脏腑之气、脏腑之气之下有不同功能之气，且无限深入广泛联系的生命物质全景图。
再次，《内经》中的经典名句“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道出了无限可分的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是可以被人类所无限认识和掌握的。其中“推之可万”中的“推”字，本就
是移动、扩展、判断物体之意，而“数之可数”的“数”字，则是查点、计算、比较、考察、审辨、确认各种规律和法则的方法、途径和技术的表征。
可以断言，《内经》之所以能够指导中医学传承发展两千年，中医学之所以能够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取得新的跨越和发展，正是历代医学家采用“推之可万”“数之可数”这一正确方法，并孜孜不倦地“推”和“数”的结果。
至此，我们对中医学理论的基本认识逐步清晰起来，这就是以超越器官、紧扣物质、层层深入、广泛联系为特征的基本理论架构。从这一点出发，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以人体生命物质的普遍联系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为研究主体的基本观念；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实质上就是通过观察人体生命状态和生命现象的各种变化，进而分析研判并有效干预生命物质异常运动变化的基本方法。
基于生命物质运动的脏象理论是推动中医学不断发展创新的关键
《内经》在毅然放弃关于脏腑的器官学研究之后，对脏腑概念和脏象学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全新的脏象学说，并有效指导中医学发展千百年。
脏象学说由器官研究向生命物质研究的成功转型
《内经》对于脏象学说的转型，重点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将脏腑概念升级提位，使其成为生命物质的统领和分类学概念，即脏腑的实质是指人体内能够协同完成特定生命活动的相关物质的统称；换言之，脏腑是相互关联的阴阳气血等物质的总和。
二是脏腑概念与物质概念成为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概念，脏腑与阴阳气血形成了固定性词组，如“心血、肺气、肝阴、脾阳、肾精”等。当我们论及心时，必然是指心阴、心阳、心气、心血等，绝对与所谓“形如莲花”“七孔三毛”等无关。也就是说，有关脏腑的部位、形态、结构、质地等指标在中医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已经失去了实质意义。
以物质为核心的脏象理论对中医理论发展的成功指导
继《内经》之后，中医理论的巅峰之作当属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脏腑，正是统领各种物质并论述其运动变化内涵的概念；其所关注的生命物质的异常，重点是正气与邪气相互作用的状态；在器官学方面，最多也就是用到了一些《内经》本已研究成熟的体表结构和大体部位，但这些基本与脏腑及脏象本身无关。
唐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得到持续发展，甚至形成了学术争鸣的高潮，但无论是王焘、孙思邈还是李东垣、张从正、刘河间、朱丹溪等名医大家，其关注的焦点几乎都是物质，所论及的脏腑，几乎都是这些脏腑所统领的阴阳气血，或者是这些脏腑自身的寒热虚实。
明末清初，温病学说的诞生，使疫疠之气成为中医学最主要的一大科学发现，传染性病源进入了中医学的视野，这是物质研究路径和方法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医学完全走向物质研究的又一铁证。
近代中医学困境源于脏象理论研究主体及其方向的异变
清代中晚期到民国早中期，西学东渐已成燎原之势，中医学遇到了强烈冲击，汇通学派应运而生——一方面奋起自保，功莫大焉；另一方面，悄然迎合，自证合理，从而使以物质研究为主体的方向和路径发生偏转，器官学研究不知不觉地嵌入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等论断，而这里所说的五脏，已不是统领物质的五脏，而是具有明显器官学色彩的表述，托名五脏，实指器官。
二是错误的将使动词汇“藏”字名词化，偏离了《内经》中“藏”字固有的主导、调节物质及其运动变化的本意，形成了“肝中之血”“肾中之精”等表征场所的概念。
三是病机论述与防治学说相互脱节，病机论述中有意无意地强调形态、结构、部位、质地等内容，而遣药组方却仍沿用“扶正祛邪”“调理阴阳”等以物质为主体的核心内涵，两者之间渐行渐远，前者对后者事实上不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基本搁置了器官学研究，藏象学说是以生命物质和生命现象研究为主体的中医学核心理论。在这一理论视野中，生命是物质的，物质是普遍联系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有其特定表现的，通过对其表现的研究，是能够发现和掌握其内在规律的。
只要我们坚持中医藏象理论原有的超越器官、紧扣物质、层层深入、广泛联系的研究路径，中医学就一定能够逐步走出边缘化（而非共享化）语言、孤独式（而非互动式）生存、自发性（而非机制性）成才、控制性（而非根治性）疗效和从属性（而非主导性）地位的困境，回归原有的与任何学科开放兼容、与时代发展高度同步的方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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