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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从起源到今天，500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出阶段，但从未发生断裂；有突破和创新，但从无模式转换；学术思想、理论观点、临床防治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形成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的学术体系。
•起源于中国的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各学科的成就，到19世纪末已经全部融合了——只有中医是个例外，至今与西医学格格不入，找不到可融合的基本点。即使由政府决策和推动也不能促其融合。
•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体系之所以一直有效地主导临床防治至今，在于它如实地认识和掌握了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如实地认识和掌握了对病变进行有效调理的机制和规律。这种“两千年一贯”，在世界医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医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科学结晶，是中华文明之自然国学的最高精华，它像喜马拉雅山耸立在地球东方一样，历经几千年的沧桑磨砺，高高地昂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相反地，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误倒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不管从中医的学术和实践中能够找到多少不足和缺陷，但中医对人的健康与疾病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恰是一库沉于河底的黄金真理。新世纪新千年的新时代潮流，终于开始冲散那牛粪一样的泡沫，使我们看到沉在水底的黄金真理之光。
通过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系统比较，把中医放到人类文明的整体坐标上来看，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华民族以5000年的医学实践，创造了三项伟大奇迹：世界多元医学中唯一不中断地发展至今、中国多门自然科学中唯一不与西学融合、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至今主导临床。
世界多元医学中唯一不中断地发展至今
人类文明有5个主要发源地，即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这5个文明发源地都孕育产生了自己的医学。但是，诞生于不同文明母体的多元医学，后来的发展非常不同。
古埃及早在公元前525年就被波斯帝国吞并，后又为希腊人所统治，其早期文明连同其医学过早地衰落了。古巴比伦也于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帝国吞并，其古代文明连同其医学也过早地中落。古印度于公元前6~4世纪先后被波斯帝国、马其顿一度占领，其后虽然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和医学，但是12~14世纪以后也相对落伍了。
古希腊的医学是欧洲的一个高峰，并延续到罗马时期，但后来发生了一次断裂、一次转折。断裂发生在“中世纪”（公元476~1640年）那“黑暗的一千年”，“医学真正成了神学的婢女”，形成“宗教医学”，医学神学化，学术凋敝。转折从1543年维萨里出版《人体的构造》开始，在欧洲发生医学革命，医学挣脱宗教的桎梏，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和还原论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医学问题，重新建立崭新的“机器医学”“生物医学”，经过400多年，发展成为今天所见的西方医学体系。现行的西方医学体系，不但清除了宗教神学的影响，而且也不包含古希腊医学的一个字，是16世纪以后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只有中国医学是个例外，从起源到今天，5000多年的发展从未中断。可以分出阶段，但从未发生断裂；有突破和创新，但从无模式转换；学术思想、理论观点、临床防治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形成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的学术体系，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个奇迹。
中国多门自然科学中唯一不与西学融合
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是对自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而不具有民族性和国别性。对于同一自然规律，不同民族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得出不同的认识，当认识达到真理水平时，必然会走向统一，真理是一元的。
自然科学的起源是多元的，同一学科也会有多种流派，对于同一规律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和学说，只要认识达到真理水平，就必然地统一于一元化的真理。
中国和欧洲是自然科学的两大主要发源地，在历史上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在公元后的十多个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长期遥遥领先。但在16世纪以后，欧洲发生科学技术革命，逐步赶上和超过中国，开始了中西科学相融合的过程。到19世纪末，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成就，已经与西方这些学科的成就全部融合，只剩下一个例外——医学。中医学与西医学至今格格不入，找不到可融合的基本点，这是中医创造的又一奇迹。
李约瑟博士专门研究了中西科学相融合的历史进程，分别找到了各个学科欧洲赶上和超过中国的时间点(“超越点”)，以及每个学科实现中西融合的时间点(“融合点”)，计算出了从“超越点”到“融合点”之间的时间间隔，考证的结果如图。
李约瑟于1967年总结称：“东西方物理学，早在耶稣会士活动时期终结时融为一体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在植物学和化学方面，过程就要长一些，一直要到19世纪才达到融合。而医学方面却至今还没有达到。中国医学上有很多事情，西方医学解释不了。”“我们发现，东西方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至今还未融合。”
李约瑟考察的是17至19世纪的历史进程，那是中西科学的自然融合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约瑟的上述考察之外，20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进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中西医结合研究。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提出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中西医结合研究于1956年由毛泽东主席倡导和推动，并确定为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中西医结合研究成为由政府组织和领导，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研究，目标是把中医和西医统一起来，后来扩展为世界范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但是，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差异之深远远超出原有认识，发现在基本原理上“不可通约”。而且，近40年来，“中医西进”的实践证明，中医走向西方世界“无轨可接”，从世界范围证明了中医与西医至今无法融合。
起源于中国的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各学科的成就，已经全部融合了，只有中医是个例外，至今不能与西方医学相融合，即使由政府决策和推动也不能促其融合。这，在医学史和科学史上又是一项奇迹。
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至今主导临床
中医连续发展5000年没有中断的是什么？中医与西医不可融合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是理、法、方、药体系。它确立于秦汉时期，两千年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主导临床，可靠有效，并已传至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医创造的又一奇迹。
中医的理法方药体系渊源久远，以秦汉时期的《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为标志而确立。它不是单项理论或单项技术，而是包括基础理论、防治法则、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相当完整的学术体系，是现有中医经典学术的主干和核心，集中了指导临床防治的基本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体系之所以一直有效地主导临床防治至今，在于它如实地认识和掌握了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如实地认识和掌握了对病变进行有效调理的机制和规律。这种“两千年一贯”，在世界医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医所创造的这三大奇迹，是医学的，更是科学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无论在医学领域还是整个科学领域，都绝无仅有。它是中医之不可撼动的根基，是中华文明的医学之峰，是中医走向新世纪新千年的复兴高地，是中医开创第六个辉煌千年的突破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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