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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人类历史上智慧的伟大结晶，是一部思想深邃、体系完整、文采斑斓、说理精微、词约义丰、结构谨严、空前绝后之军事巨著，是中华文化之瑰宝，被广泛泛应用于军事、外交、商业、文化、体育、生活等各个领域，也同样适用于医学领域。 疾病重在防御，医者用药如调兵遣将，药用错了要死人，兵用错了要伤亡。用兵有战有守,有奇有正,用药亦然。兵法与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其内涵的哲理和思维方式，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医家汲取兵家的理念和智慧，融会贯通，在传世的医著中留下了诸多的中医格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曾任太医的名医徐大椿，凭借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他在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择医如用将”“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文中提出了治病用药的10种方法，其中“以寡胜众”之法就典型地运用了孙子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观点，主张“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痢疾这种病，症状甚多：便脓血，里急后重、腹痛等。治疗时，以行气、活血两种方法分而治之。行气则后里自除，腹痛亦止，活血则使脓自愈。一种病按气、血分治，从而达到以寡胜众的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兵学与医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个别例子，自先秦至明清，代不乏人，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 防病如防敌。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
良医本着防病如防敌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择医如用将。明朝椿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诸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怖。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都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 》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足以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志，开阔人们的视野。（湖南 鲁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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