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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传承，除医德方面外，专业方面有3个层次：一是传承思辨体系；二是传承学术思想；三是传承临床经验。三者皆很重要，但有上中下之分。上者，乃思辨体系，此即授人以渔。 •中医的发扬有两条途径：一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发扬；二是与现代科学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发扬。传统发扬，是在中医之树的根、干上的发扬，这才是中医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发扬之路。 •衡量“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的价值有一条标准，就是看其对中医的发展有多大裨益。如果在中医理论体系基础上形成了新学说，且对中医临床实践有重大指导价值，那就是有益的创新发扬，反之则非。 •中医辨的是证，治的是证，而脉是辨证论治体系的精髓、灵魂。以证来统辖百病，百病一也。认准了证，就抓住了中医的纲，就开启了中医现代研究的正确方向。 为什么国家给中医评国医大师，而西医不评呢？概因中医是弱势学科，国家予以扶植、鼓励。笔者滥竽其中，自当老骥奋蹄。 中医何以沦落为弱势学科？原因固多，但关键是中医队伍的学术异化、萎缩，这集中表现在如何辨证论治这一核心特色上。它直接关系临床疗效、中医的兴衰存亡。恰恰在这一核心特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人迷茫，致疗效降低，阵地萎缩，人才流失，渐成弱势学科。 是中医学科体系不行吗？非也。主要是后人未能把中医的精髓传承好，致使一些中医老前辈奋笔疾呼“中医要姓中”。传承几千年的中医学，如今连姓什么都搞不清，岂不哀哉？ 怎么办？很多人提出要“传承发扬”，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传承什么，如何发扬，却又存在着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传承什么 中医的传承，除医德方面外，专业方面有3个层次：一是传承思辨体系；二是传承学术思想；三是传承临床经验。三者皆很重要，但有上中下之分。上者，乃思辨体系，此即授人以渔。君不见“辨证论治”体系的第一个字即是辨，《伤寒论》每篇标题的第一个字也是辨，此大有深意。中医为什么要辨，辨什么，怎么辨，辨的目的是什么，辨的理论指导是什么，辨的依据是什么，辨的标准是什么等等，皆须明确。 《黄帝内经》《难经》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而仲景创立了辨证论治体系的巍峨大厦，使医经与经方水乳交融，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欲登堂入室，就必须悟透仲景是如何建立并运用这一思辨体系的。 仲景创立辨证论治体系，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分类。“科学者，分科之学也。”仲景依《内经》理论，首先将百病分为阴阳两类，如《金匮要略》云：“阳病十八，阴病十八，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五脏病各有阴阳盛衰，故阴阳病又分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病仍有阴阳之多寡，又再次分类，如太阳病中分为伤寒、中风、温病三纲鼎立；三纲病仍有阴阳进退，又再次分类，如桂枝汤证分为去芍药汤证、桂枝汤去芍药加附子汤证等等。分到何时为止呢？直分到每位患者具体时空的证，此即中医的个体化。 二是分类的目的。分类的目的，在于确定证。证，是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每个证，都包含四个要素，即性质、病位、程度、病势，四者可简称为“四定”，即定性、定位、定量、定势。四者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三是分类的依据。理论依据是《黄帝内经》《难经》，临床依据是四诊所采集的临床信息。 四诊之望、闻、问、切在辨证中其权重各占25%吗？非也，仲景以脉为首，笔者提出脉的权重当占50%~90%。观仲景著作，即以脉定证，其辨证论治总纲中，亦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凡证，皆有四定，而脉在四定中，皆起关键作用，所以仲景的辨证论治体系，实是平脉辨证思辨体系，在望、闻、问的基础上，进而诊脉，以脉定证。笔者即将出版的《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约400万字，其主线就是平脉辨证，笔者以高举仲景平脉辨证大旗为己任。何谓中医？以平脉辨证思辨体系指导临床实践者，即为中医。何谓中医的正确道路？凡以平脉辨证思辨体系指导临床实践的道路，即为中医的正确道路。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孰优孰劣？衡量的标准就是平脉辨证。如今，各种学说、论文、著作、成果铺天盖地，孰是孰非？判断的标准依然是平脉辨证。中医辨的是证，治的是证，而脉是辨证论治体系的精髓、灵魂。以证来统辖百病，百病一也。 临床中，我们能明确中医病名以及西医病名固然好，可是不能明确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时，中医能不能治？只要明确了是什么证，照样可治。而证不明确，即使知道了中医和西医病名，仍然无法治。如脾虚证，几乎所有内外妇儿各科、各病，都存在着脾虚证，只要脾虚证诊断明确，就可以驾驭内外妇儿百病。 一个病，可以有若干个证，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中医治病，是一个证一个证地治，仿佛要脱件衣服，需要一个扣子一个扣子地解，待全部扣子解完了，衣服就脱下来了。中医治疗的原则就是“谨守病机”“必求其本”，亦即依证而治。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于2014年12月19日在《Science》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医证的文章说：“证是中医对疾病的独特定义”，“正确辨证是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基础。”一个分子免疫学出身的专家，能对中医有如此深刻、精确的认识，实是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有此深刻认识，才能提出“证候组学”的理念。 怎么发扬 中医的发扬有两条途径：一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发扬；二是与现代科学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发扬。 传统发扬 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中医。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劳动，神农尝百草，就是这一漫长历史的真实写照。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当以《黄帝内经》为标志。此后两三千年来，代有发展，名医辈出，致成蔚为壮观、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 传统发扬，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有符合中医经典的理论依据；二是有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三是对临床实践有重大指导价值；四是能为他人所传承，并经得起他人实践所证实。历史上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等等，莫不如此。 如今大力提倡发明创新，这固然重要，于是许多“新学说”不断涌现。如有人说科学突飞猛进，知识不断更新，中医的病因学说还是三因，应改为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新三因学说。听起来很先进，可是如何治化学病、物理病，老中医都得傻了眼。还有的说浊、毒、瘀等是六淫之外的第七淫，可是其理法方药的体系是什么，并未形成，尚难以成立。吴又可曾提出疠气学说，称是六淫之外的另一种邪气，这固然有其超前思想，但在辨证论治时，还得归入湿热秽浊之气中，并未成为第七淫。 传统的中医发展之路已走了几千年，使中医药学不断发扬光大，可是至今却难被承认。假设张仲景将《伤寒杂病论》拿来报奖，叶天士将《温热论》拿来立项，能被承认吗？没有随机对照的科研设计，根本不可能立项、报奖，传统发扬之路被严重冷落。 传统的中医发展之路应被承认，还应大力提倡。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有中医的固有特色，中医的立项、评奖，应从科技部剥离出来，由真正的中医专家来评；应建立中医的评价标准，不要以西医的标准来评价中医。 传统发扬，是在中医之树的根、干上的发扬，这才是中医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发扬之路。 现代发扬 中西医，是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的两种医学体系，必然要相互碰撞交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如何逐渐交融，确实存在一个方法、道路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中西医结合”以来，已半个多世纪了。开始阶段，觉得很合理，无论中医西医，目的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各有所长，应该结合。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衡量这些科研成果的价值有一条标准，就是看其对中医的发展有多大裨益。如果在中医理论体系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说，且对中医临床实践有重大指导价值，那就是有益的创新发扬，反之则非。 几十年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立了许多科研机构，冷静想一下，对中医的发展有多大益处？值得一提的是创制了一个青蒿素，可是因属单体化合物，还归入西药之中了。多数科研是定一个方子，对应西医一个病，按随机、对照、重复的三原则，做了很多指标，甚至分子水平、基因组合、蛋白组合等等。这并不符合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医的核心是证，是个体化的，是动态的，如何能一方包治一个病？即使有疗效，那也充其量是个经验方而已。 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在该校成立60年校庆讲话中说：“SCI是美国针对西医西药、生物学研究期刊制定的一套标准，与中医药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非要逼着中医药人去追求高分值SCI论文？这显然是不科学的。”“离开中医药理论的指导，都不能说是中医现代化研究。”敢说这些有悖于当前思潮的见解，必有熟虑的自信与胆识。如今哪个单位、哪位学子，不以发表SCI论文为荣。胡校长竟称之与中医药风马牛不相及，怎不令人敬佩。 现代社会毕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中西医也要并存、交融，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不是揠苗助长，把未来当成现实；按西医的模式来研究中医，必然导致削足适履。 怎么办？因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证，所以临床研究应从证而不是从病入手，以证为纲，建立起中西医沟通的桥梁。徐安龙校长提出“证候组学”的概念，是中西医结合理念，这是道路的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证候组学”的建立，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毕竟是一条正确道路，既符合中医理论体系的特色，又是一个开放、前瞻的巨大课题。中医的证，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个体的。但有些证，是基本的证型，首先明确中医证候的标准，从基本证型研究做起，逐渐积累，也许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可以完成一些基本证候的组合。到那时，极有可能颠覆现代医学的模式，见到新医药学的曙光，SCI论文也将井喷式地涌出。 “证候组学”的研究，应以临床研究为主，而不以动物实验为主。因为研究的核心是证，而证是在望、闻、问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老鼠，或者兔子、猫、狗、猴，满脸毛，如何望；吱吱乱叫，如何问；小爪子就那么一点，如何切？没有四诊，哪来的证？没有证，哪来的证候组学？临床研究，针对的是人，是整体的、活着的人，这种研究最符合中医的理念，其研究结果也最实用。当然，对活人的研究，其出发点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不顾病人健康、死活，二者本质迥异。 认准了证，就抓住了中医的纲，就开启了中医现代研究的正确方向。证，何其重要。徐安龙、胡刚二位校长可谓不随波逐流，敢立潮头的明白人，中医有望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