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书承担经费及中医教术

为培养女医生筹建学院

1904年10月下旬，李平书得知在上海公共租界胜业里由广东人张竹君开设的育贤手工女学校，“成绩颇佳，惜乏经费，行将散学”。李平书以为兴学不易，停办可惜，“颇动维持之念”，遂偕人到学校查看情况，见“房主以欠租三月，声言钉门”，张竹君正“往外筹款，学生倍觉恐慌”。李平书先说服“收租人取消钉门之说”，并当场将“木器租金、庖人垫款，一一担任，学生心安”。由于李平书的慷慨资助，才使得学校得以继续开办。张竹君对此感激涕零，遂拜李平书夫妇为义父母。

李平书后来得知张竹君“素习西医，毕业于粤东博济医院，于辨证用药俱有神悟”（《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同时又鉴于当时上海租界医院虽多，但都是外国人所开，中国人住院治病者饮食起居都非常不便，妇女尤不相宜，同时中国绝少女医生，妇女求医十分不便，“因悯中国女界疾病之苦、生产之危，创立女子中西医学院，招考女学生，延请名师，分授中西医学及各科学”（《上海李平书番禺女士张竹君合同稿》）。

1905年1月24日，《警钟日报》刊载的《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对于创办缘起有着比较详细的说明：“中国医学日就荒芜，而于女科尤甚。古称扁鹊为带下医，其重女科明矣！后世医士专研女科者无人，而女子读书者少，习医者尤少。故从来医籍中，未见妇女所著之书，即有涉猎医书者，亦鲜通材绝学。近惟教会女士习西医者有之，然亦不能多觏。夫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且往往有隐情不能言者。以男医审女病，不过十得其五，若外症之在下体者，更无论矣！伊古以来，妇女之枉折者，不知凡几，岂不大可悲耶！至收生一道，专付无知老妪之手，戕贼尤多。近虽知西医有收生妙术，而华人断不肯请西国男医收生。若西女来华行医，及华女之习西医者，惟海口及省会之地间有一二，内地无闻焉！每遇难产，名医束手，隐婆妄为，产妇幼孩，同归于尽。尤堪悯恻。是产科为女科最要，而女科非女子不能备学，而非兼中西学之不可。此所以急于女子医学院之设也。”

李平书与张竹君签订了为期6年的合约，规定“六年之内，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住他处。各尽心力，务底于成”。

李平书承担经费及中医教术

李平书出资3万两，租赁公共租界西区“新马路梅福里对门洋房”作为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校舍，并初步定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开学”。以“贯通中西各科医学，而专重女科，使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通悃而达病情”为办学宗旨，鉴于当时女子医校风气未开，决定先招14～23岁、资质聪明、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女子40名，为女医学奠基。

学院分正科、预科二部：“文理已明，兼有普通学者为正科”，学习中医、西医、修身、国文等8门课程，5年毕业；“文理未明，须习普通学者为预科”，课程为修身、国文、中医等7门，一年后升入正科，再习西医，6年毕业。

毕业时要想取得文凭，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聘请中东西著名医士莅院，按照科学考试，合格者给予文凭，准其行医。如院中助教需人，须留堂充当教习，薪水优给”（《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

学院的一切经费及中医教术由李平书担任，西医教术及宿舍事宜由张竹君担任，其他课程另请教员分授。

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据李平书回忆，学院于“乙巳（1905年）三月”开学。同时还在学校旁边开办了一所附属女病医院，作为实习医院，“收治产妇，四五年间，住院生小孩，母子平安者五十余人”（《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

李平书遂倡议从彩票中提捐筹措经费，在南市建设医院，后来又劝说杨斯盛、王仁泰各捐助5000两，借用三泰码头积谷仓公地（今多稼路1号），从1908年7月开始动工到1909年5月竣工，建起了一座大型医院——南市上海医院（今上海第二人民医院）。李平书记录医院制度云：“沪上医院多西人所设，故概用西法治病，而无中医。至各善堂送诊，又但有中医，而无西医。方今世界开通，不能拘守旧法，故上海医院中西并行。上午中医送诊，下午西医送诊兼赠药，独留院病人不能不专用西法医治，盖种种手续非西法不能稳妥。”常驻中医是何懋甫、吴观涛二人,常驻西医是王维廉、张竹君二女医士。此外还有定期应诊中医，原定12名，一年后剩4名。

上海医院落成后，附建有校舍，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遂迁入，改名为上海女医学校，校长仍为张竹君。后又改称上海医院附设医学专修学校。1916年4月，上海医院改名为公立上海医院，聘汪企张为院长，不仅中医课程停止，而且医院也完全西医化。

准确地说，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是一个专门培养中西医汇通产科医生与助产士的学堂，“造就女医，为各省倡”，其中医、西医课程兼容并蓄的课程模式，不仅被后来民国时期成立的所有中医学校所沿袭，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也不能不说没有受到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