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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尔雅》等我国古代的字典、辞典，虽有某些中医药的词目，但毕竟不是专业的中医药辞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中医药类书，虽将某些内容的文献资料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在一起，但体例规范都不符合辞典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的桂冠，当属谢观主持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编辑蓝本
谢观，字利恒，是近代中医界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中医学校、学会、杂志等机构都争相延聘，其“美髯公”的照片也频频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但都没有关于其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介绍。综观其同乡吕思勉于1935年4月1日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及其弟子陈存仁于1951年3月所作的《谢利恒先生传记》，谢观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前的大致履历是：
谢观的父亲谢钟英为地理学大家，少年时代的谢观聪颖好学，承继家学，12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对中国古今山川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5岁入常州致用精舍，致力于经史舆地之学。21岁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以地理之学应邀赴广州府中学任教，成为名藻南粤的地理名师。1908年因母亲不服岭南水土，辞归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就职，编纂地理图书；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学堂聘为校长。1911年后，回故里武进主管教育，两年之间便使全县教育成绩名列全国第二。1914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
很明显，35岁之前的谢观既无学医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编辑完成收罗宏富、剖析详明、体例新颖的中医药辞书呢？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润”条云：“字葆初，清武进县附生……著有《医学经纬》五十卷，未及刊行。其孙观，因其原稿而分析扩充之，成《中国医学大辞典》。”我们从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谢观是以其祖父没有刊行的《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更以历代学说制为条释”，“证以新说，决其取舍”，扩编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的。
编撰经过
关于编写缘起，吕思勉在《谢利恒先生传》中说：“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而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却说：“谢观……初在国文部编辑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后调至字典部参加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辞典》。”究竟是中医学界要求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还是商务印书馆自行发起编撰，已难以知晓。
对于编撰起止时间，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说：“民国初元，不佞忝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有志补救此弊，而事体既大，措注为难。继念举要删繁，莫如辞典。乃合全校员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载……莫不条分缕析，博采兼搜，删其复重，裁其空论，约辨难攻讦之旨，省浮泛藻饰之词，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由此看来，开始编撰的时间在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之后，完成于1921年春天，历时四年之久。但却又说“程功至六七年”，时间上就不能吻合了。不过，若从谢观第二次入职商务印书馆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时间。
至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陈存仁在《谢利恒先生传记》一文中说：“辅助《辞典》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继晷，日夜辛勤，屡删屡增，数易其稿，历时八载，书乃告成。将付剞劂，不意此十二人中，积劳而病殁者二人，撄疾而获治者四人。”这应该说的是1921年“初版”时的情况。到1926年“再版”时，参加修订的人员达66人之多，“门人参订”名单见于1954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编写人员名单者。
此外，1952年吕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由此可知，吕思勉也曾经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至暑假中事讫”，是说吕思勉负责的部分于1919年暑假完成，还是整部《辞典》编撰告竣，我们已很难考证清楚了。
体例内容
全书“搜集之名词，以中国原有医书所载者为限，故定名为《中国医学大辞典》”。所辑词目，包括病名、药名、方名、身体、医家、医书、医学七大类，共三万七千余条目，约计三百五十余万字。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
《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订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并注明为“国难后第一版”。1951年陈存仁说：“出版迄今，凡经三十二版，达百万余部，行销地区，几遍及通商各国。”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于1954年12月、1955年4月与8月三次重印发行。
毋庸讳言，《中国医学大辞典》某些词条的注释确实存在着错讹之处，早在1928年余择明即在《卫生报》撰文指出将树脂的音译名“拔尔撒摩”误为药物实名（《中国医学大辞典订误一则》），1933年杨彦和在《医界春秋》上更是明确提议应全面进行补充修正（《中国医学大辞典有补正之必要》）。若以现今通行辞书体例来衡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至今仍不失为嘉惠医林、启迪后学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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