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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占元（1926～2003），河北省武安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1946～1947年在北方医学院六纵卫生部接受野战外科培训，1949年起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历任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助理医生、外科军医、军药股长兼手术队长等职。在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等战役中，均立功受奖。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军区直属门诊部主任助理兼内科军医。1953年退伍后，参与筹建成都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参与成都中医学院的创办，并一直在该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高级西医研究中医班副班主任兼教务科长、医学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顾问。1983年任学院顾问。1987年晋升为研究员。
●在20世纪80年代初，侯占元敏锐地意识到了从战略和政策咨询角度研究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撰写论文研究中医发展问题和提出中医发展战略的个人见解。开启了中医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中医发展战略研究。
●侯占元认为，从战略学角度来看，与别人不一样并不意味着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要获胜就必须具有优势。中医的发展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优势才能最终取胜。于是，他在衡阳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并阐述了“中医优势论”。
●侯占元利用各种机会积极为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多次参与了国家和地方中医药重要决策、政策的策划、起草和制定工作，受到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被誉为“中医发展战略家”。
侯占元是我国第一代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也是新中国中医高等教育事业一系列重大事件见证人和重要决策的参与者。他较早提出并论述“中医优势论”战略思想，为开创我国中医事业新局面做出过重大贡献。为了更好地做好当前和未来的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推动中医发展进入国家战略，我们回顾侯占元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的历史和成就，更具特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侯占元于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部队从事多年的医疗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退伍后，他投入到了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中，成为中医药院校的创业者之一，从此将一生献给了中医药事业。曾任成都中医学院教务长、副院长、顾问等职。
通过在中医药领域的几十年磨砺，侯占元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从发展战略研究来探索和促进中医药行业发展的新路，利用各种机会积极为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多次参与了国家和地方中医药重要决策、政策的策划、起草和制定工作，受到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被誉为“中医发展战略家”。
我们通过回顾30年前侯占元开展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的历史，完善其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史料，客观评价其中医发展战略学术思想，能够有助于提高当今中医行业对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视度，为推动中医发展进入国家战略提供文献和理论依据。
下面我们对侯占元在中医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成就，做一个简要的学术评价：
高瞻远瞩
开创中医发展战略研究新领域
侯占元的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具有超前意识。他虽然在中医药行业工作，但其视线却时时盯着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不断了解人类哲学思想领域的最新思潮和发展趋势。因此，他总能站在高处，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路。
中医药产生于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处于散漫的、粗放的、随意的生存发展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中医药才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传统科学文化知识体系和一个行业被官方认可，中医教育从家传、师带徒的形式转变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中医研究从自我的自发性的研究状态转变成为各级政府主导的现代科研组织，中医临床从个体诊所转变成为现代中医医疗机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医药行业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种自发的、自生自灭状态延续下去，因此必须面对现代医疗市场的竞争和挑战。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任何行业要求得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法律政策的保障，而且还必须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目标，这些都必须通过战略研究和战略规划来予以支撑，同时还必须开展政策咨询等工作来协助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中医药行业的业务工作历来都是围绕着临床、研究和教学为中心开展，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尚未从管理、政策、咨询上去研究中医药行业的发展问题，更没有从行业整体发展的高度进行战略性研究和制定发展规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侯占元敏锐地意识到了从战略和政策咨询角度研究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撰写论文研究中医发展问题和提出中医发展战略的个人见解。1982年他撰写的《关于系统发展中医事业问题的探讨》一文就已经展现出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的雏形。由此，他开启了中医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中医发展战略研究。随后，中医药界开始有专家关注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相继以中医发展战略为主题发表论文，逐渐增强了中医发展战略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学术气氛。他还较早地呼吁要成立独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我认为，应当把中医、中药的领导机构归属在一个部门领导之下，才能保证中医药事业系统地发展。”他在这一时期有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最后都汇集到了由他所主编的《中医问题研究》(重庆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专著之中。
独具慧眼
率先提出并阐述“中医优势论”
今天我们在谈到如何发展中医药时，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要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但在30年前，中医药行业对“特色”和“优势”战略思想的认识并非同步形成的。
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对现代中医药发展影响深远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简称“中医衡阳会议”），明确提出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新认识，强调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药学术体系，各有其特色。新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在他的讲话稿中有17处提到了“特色”，而没有一处提到“优势”，所以说衡阳会议主要解决的是“突出中医特色的问题”。
对此，侯占元认为中医药仅有特色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优势。特色只能说明与别人不一样，采取了与别人不一样的方法，或者做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从战略学角度来看，与别人不一样并不意味着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要获胜就必须具有优势。中医的发展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优势才能最终取胜。于是，他在衡阳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并阐述了“中医优势论”。接着，他利用各种会议、与有关部门领导接触的各种机会，不断阐述发挥中医优势的战略意义和必要性。
侯占元在1982年第3期发表的《关于系统发展中医事业问题的探讨》文章中，就已经闪烁着“中医优势论”研究的火花。1985年，侯占元在《新中医》杂志发表了中医药界第一篇从中医发展战略层次系统论述中医优势论的文章——《优势论与中医学》。他在文中结合中医药的实际情况分析到：“中医药学是一门古老的医药学科,处在这场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运用优势论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中医药学的优势与未来，对促进中医事业和学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还充满自豪地高度评价到：“中医药具有丰富的科学优势和强大的科学生命力。……在中医理论中有很多是近现代医学所未能发现的重要生命现象的总结，如气、经络、脏腑功能等，它的理论层次远比解剖的认识层次更为高级，属于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
影响深远
优势论将继续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中医优势论”不仅是侯占元在全国中医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观点，也可以说是对“衡阳会议”精神的进一步深化，从认识观念上对中医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侯占元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优势论与中医学》，作为第一篇从战略学角度来研究通过发挥中医优势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论文，虽然已经发表了近30年，但却历久弥新，其优势论发展战略思想对当今中医药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5年，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中医药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北京中医学院董建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8年两次发表关于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的文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于1989年3月在南宁市召开了全国中医药科技优势论证会。从此以后，中医优势论的战略研究在中医药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优势”也与“特色”一起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战略思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口号——“要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近30年来，中医药界不仅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医药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学术优势，而且还结合西医的病名诊断，总结出了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中医临床优势病种，在全国不断推动中医临床专科建设，在保持良好的中医学术传承的同时，促进了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断提升了中医的临床疗效。
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医药仍然离不开“中医优势论”战略思想的指引。只有从战略发展的角度，不断地发掘、创新和发挥自身的优势，中医才可能在激烈的现代医疗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才能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侯占元所说：“中医药面临着新技术革命、西医学和国际性汉医学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三大竞争之中，中医药学能否保持和发扬其特色，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确立并保持它在整个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关键在于它的优势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侯占元率先提出的在全国影响深远的“中医优势论”，以及在中医战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所有学术成就，都是在浓厚的四川中医药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取得的，也是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几代中医药名家对其深刻的学术影响分不开的。因此，今天我们对侯占元的学术思想进行研讨和评价，实际上也是对成都中医药大学建校近60年来的一次学术检阅。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医优势论”不仅是侯占元的个人学术成果，更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对全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大学术贡献，这是中医药界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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