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修养浩然之气 修养慎独之功

民本思想传统与医德修养

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时代，最早的文献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早期国家对原始民主思想的保留和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历代思想家乃至统治者围绕以民为本、关爱苍生的政治理念不断加以阐发，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必然会反映到医德思想中来，继而成为影响医德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古典中医学术体系开始形成，在当时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医德思想也随着医学的兴起而发展起来，“民为邦本”的观念在医德思想中打下深刻烙印。《国语·晋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治）人，固医官也。”反映出古代医者志存高远、心系民间疾苦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

西汉中期“独尊儒术”，一方面，儒家思想之“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以“仁”为纲的伦理思想以及“大一统”的政治主张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本思想作为古代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为医德发展注入了活力。东汉问世的《伤寒杂病论》围绕“医乃仁术”的认识，对医学的性质及医德作了精辟论述，把古代医德思想推向了新阶段。

李世民是对民本思想认识尤为深刻的封建统治者，其观点在《贞观政要》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孙思邈在初唐“贞观之治”期间开始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汲取当时的民本思想及其他思想成果，明确提出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重要论断，特撰《大医习业》、《大医精诚》，强调医生要以救人疾苦为己任，比较系统、全面和深刻地论述了医生的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医学史上唐以前医德思想集成之作，把古代医德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得到一定发展，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具有朴素民主性的“新民本”思想应运而生。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学命题，认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也是古代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信息。此时的医德既有对医者的要求，又有对患者的提醒，反对金钱腐蚀，反对把医术作为单纯谋利的手段，强调保持医学救死扶伤的崇高目的和为健康服务的基本功能，出现了大批优秀医德文献及带头践行医德的优秀医家。可见，民本思想是推动古代医德发展的重要因素。

礼乐文化传统与医德修养

礼乐文化体现了“礼”的重德精神与“乐”的艺术精神的统一，礼乐并重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精神文化的源头和人文世界的整体象征。“礼之用，和为贵。”在长期的文化整合中，“礼”统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从生活方式、制度规范和精神心态等方面进行诱导、感化、规范和约束，促进了全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礼乐文化中滋长的古代医学伦理由此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展现出鲜明的特点。

担当社会责任

礼乐文化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作为氏族血亲之爱，是自然情感的遗留和延续，是发自人性深处的情感震憾和道德醒悟，最终发展成为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公民道德义务和责任，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正是出于情感与责任，古代医者充分认识到“医乃仁术”，是“生生之具”、“活人之术”，是实现“仁爱”理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古代医者尊重生命、敢于担当、治病不分亲疏贵贱的美德，几千年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构建和谐关系

秩序稳定与关系和谐是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礼乐文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追求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和谐以达社会稳定，礼乐文化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着眼于构建良好的行医环境，古代医者从正确处理自身与社会、患者、同道、甚至自然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如对待病人应当“普同一等”、“一心赴救”，“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同道之间倡导相互尊重，谦逊礼让，防止“炫耀声名，訾毁诸医，”提倡“博采广谘”，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中蕴含的关于医德建设的宝贵财富。

融入民风民俗

大自然的变化决定了人间的风俗，增添了世俗生活的日常情趣。“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古人非常重视“因俗制礼”、“以礼移俗”，对民众进行道德和科学教化。卫生保健渗透在饮食、居住、婚育、服饰、岁时、祭祀等方面，《灵枢》、《吕氏春秋》等文献还论述了音乐舞蹈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可见“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着眼于以信仰和准则的形式增进人们的健康，使之在不断增长的社会意识中发展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感受。医者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不仅是民风民俗的承载、体现者，也是传布、推动者，是推动社会道德风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群体。

历史认同传统与医德修养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重史传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因素和结果，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述《扁鹊仓公列传》，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纵观二十四史，凡是被列入传记的医家，都具备高超的医术与良好的医德，引导“立德、立功、立言”，把个人人生绵延为历史人生并转化为医者群体长期追求和绵延积累的历史精神，从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追求。

以崇德向善为根基的追求

《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因此，“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也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评价，起到鉴戒、惩劝、教化乃至资治、明道的作用，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世界。而医学则是“生生之德”，《类经图翼》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是将医学认作关乎人伦的大德、大善与大道。“人生即是历史”，人生观与历史观的契合为引导崇德向善的医德修养确立了大根基、大方向。

以建功立业为抱负的追求

“人生天地间，如何不植立。”“一生有不死，所贵在立功。”古代典籍中表达人生在世建功立业愿望的言论不胜枚举。“历史记载人生，人生中必有事，惟人干的事与干事的人。”形成和支撑建功立业抱负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观念正是传统文化长期陶冶和历史积累的结果。元代戴良说：“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施德于人是中医职业抱负的最基本准则。辜鸿铭先生曾将中国人的精神描绘为：在温良的外表下隐藏着成人的智慧和赤子之心。这恰是对古代医者和医界理想抱负的精彩写照。

以传承文明为责任的追求

立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是立德立功的延续，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历代先贤都把立言以传承文明看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医学典籍是认识和拯救生命的理论概括、经验总结和实践指导，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怀着济世救人之志，穷毕生精力著书立说，使中医药学主要的理论和经验都保存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里，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重要载体与突出象征。“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历代涌现出的杰出医药学家的业绩与英名千古传颂，是引导和激励历代医者投身医学、不断探索、做出贡献的重要因素。

修身养性传统与医德修养

《论语》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并且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社会个体的自身修养，总结概括了大量的修身格言警句，提出了丰富的思想成果以及适应时代要求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修养途径，通过大力宣扬具体的人与事为人们树立修身的榜样，形成了深厚的个人修养传统。修身养性是古代贤者安身立命之根本，医药学家基于治病救人的职业要求，同样重视自身修养。

重视修养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追求仁义与正义，重视保持高尚的气节和人格尊严。《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而《礼记》说：“人之生，气之聚。”《礼记》又说：“气盛而化神。”浩然之气与生命的本质相关，是天地间普遍的价值理想，需要经过长期道德修养方能达到“天地合德”、“天人合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行“济命扶危”之仁德，所追求的正是“天人合一”的生生之道、生生之德，要求“良医者，不矜名，不计利”，是医者修养浩然之气之所使。

重视修养君子之度

《论语》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的内涵非常丰富，而良好的修养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君子首先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追求，为此需具备相应的良能与才智，“博学于文”、“学而不厌”、“泰而不骄”、“和而不同”。而“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历来注重“人品端方，心术纯正”，“留心研究，究其微赜”，“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易地以观，利心自淡”，这也是古代医者修养君子品格的实践与激励。

重视修养慎独之功

《礼记》说：“君子慎其独。”明代思想家刘宗周说：“慎独外别无功夫。”“慎独”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道德水准的关键环节，成为儒家风范的最高境界。梁启超说：“随时省察，每一动念，每一发言，每一用事，皆必以良知以自镜之。”医者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慎独”的重要性，要“详察形候，纤毫勿失”，“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利心淡，仁心现”，从而爱于心，寡于欲，勤于学，敏于思，慎于言，做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述往事，思来者。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任务，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医德思想产生的积极和深刻影响，既能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又可借鉴医德建设的经验，努力适应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带来的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的新形势，推动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不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