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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师带徒，出名医
师承教育不可取代 中医药人才成长，必须坚持走“读书、从师、临证、再读书、再从师、再临证”的途径 今年6月底，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师冯世纶的一位特殊的弟子学习期满。他是56岁的田雨河，山西省孝义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生、硕士生导师。每次出门诊，排队挂号的病人都有50~60人，在一家县级中医院，能熬到这个份上，已经相当不容易。用当地人的话说，“看病的本事够他花了”。但田雨河认为，看了这么多年病，感觉现在才刚入门。 机缘巧合，有一次，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来孝义考察，帮助田雨河联系到了冯世纶。冯世纶接纳他成为自己的一名弟子。去年11月，田雨河来京跟师学习。排队打饭，跟师出诊、抄方、写感悟，和年轻人相比一样也不落，学习比他们还认真。跟师结束，冯世伦给田雨河的评价是“登堂入室”。 师承教育，俗话说是“师带徒”。“师带徒”是培养造就中医药人才的有效模式，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术的最佳方法。 中医院校教育为何取代不了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因为师承教育是以“个性化”为特征，院校教育以“标准化”为特征。师承教育主要强调临证技能、技艺训练，而院校教育则主要解决学术与知识的大量积累，两者各有侧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指出，中医药学的特点和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师承教育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药人才成长，必须坚持走“读书、从师、临证、再读书、再从师、再临证”的途径。 第三批国家级中医继承工作导师、名老中医毕庚年的学术继续人窦剑，如今已是河北医大三院的副院长。窦剑说，通过跟师学习，真正懂得了中医应该怎样给病人看病，中医书应该怎么读。跟老师学到的不仅是一个个方子，更重要的是独到的经验和思路。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段云波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要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夯实理论基础、坚持临床实践，而跟随中医大家学习研修、博采众长，更是成才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师带徒”离不开“名医” 师承教育，让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得到了总结、提炼和继承，甚至得到了抢救性挖掘 李士懋是第二届“国医大师”拟表彰人选，河北省首位“国医大师”，全国第二、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每次出门诊之后，当晚他就组织弟子点评处方，直到弄清弄懂。他创造出师承带教“六结合”：激发兴趣与关爱徒弟相结合、系统讲授与随时讲解相结合、口传笔授与执手施教相结合、长期培养与分段实施相结合、师徒互动与徒弟互学相结合、临床实践与总结研究相结合。 名师出高徒，传统的“师带徒”培养模式离不开“名医”。全国中医药师承教育开展以来，2875名老中医药专家指导4716名继承人，其中790名老中医药专家建立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0名首批国医大师中有26人多批次担任中医药师承教育指导老师，朱良春、李辅仁、张琪、张学文、周仲瑛、苏荣扎布、唐由之等国医大师均届耄耋之年，但目前仍坚持担任第五批师承工作指导老师；程莘农、陈可冀、张伯礼、石学敏等两院院士先后担任过师承工作指导老师。 师承教育，让老专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得到了总结、提炼和继承，甚至得到了抢救性挖掘。比如，元寸灸，胜艾灸之所胜，达艾灸之所不及。通过师承，一种近乎失传的灸法在孝义市中医院得到推广应用。它是将30多种中药制成灸条，用打火机点燃，在虎口附近的合谷穴灸疗，方便好用，对“重症肌无力”、“糖尿病神经损害”有神奇疗效。 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龟龄集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杨巨奎认为，选徒最重要。龟龄集疗效显著，炮制方法更是奥妙无穷。制备工艺有煮、爆、土埋、露夜等81道工序。83岁的杨巨奎将选徒总结为“人必精、心必诚、事必勤、断必果”。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必精，人是首要因素，既能掌握传统技艺，又要融汇现代科学技术。 为草根中医打开大门 专家建议将中医师承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丰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 山西平遥古城闻名遐迩，比古城墙更久远的是道虎壁王氏妇科。它起源于金、元时期，已有800余年历史。82岁的王培章老人满头银发，他是王氏妇科第二十七代、傅山女科第九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从王培章老人的父亲开始，王氏妇科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传媳妇也传闺女。二女儿王轶芳跟父亲学医，学习中医技法的妙中之妙、巧中之巧。老人现在带着7个徒弟，其中5个是孙辈的。3年后，他的孙辈就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师承教育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师承教育的方式，按照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二是通过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 长期以来，民间中医药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执业医师法》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人，首先必须具有医学专业本科、专科或中专学历。这些民间中医，虽然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长，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了。师承教育能否为他们行医打开方便之门？ 沿着盐湖一路前行，在中条山脚下，坐落着一所民办的小型医院——运城市中医肿瘤医院。69岁的院长崔扣狮擅长治疗肿瘤。虽然他的医院在偏僻的小山村，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让他欣喜的是，45岁的长子崔旭辉跟他行医10多年，最近拿到行医资格证。三儿子的师承关系合同经过公证，迈出师承学医的第一步。 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波说，已对民间中医药人员开辟了准入渠道，通过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经认定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合法执业，让民间中医有用武之地。 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师承一直未能纳入国家正规教育，致使学徒质量参差不齐，前途命运各异。专家建议，应将中医师承纳入国家正规教育，制订师承教育标准和相关政策措施，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师承教育模式，丰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 下篇：不能培养“书本中医” 变标准化为个性化 打破同一尺度、同一规格培养人才的现状，体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保护个性与灵性 一样的教材，一样的老师，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近年来，中医院校教育同质化现象，引起了中医界的忧虑。 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周然说，中医的精髓是什么？是中医理论，是中医认识生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独特思维方法。当前，中医院校开设中医理论课程，使用全国统编教材，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中医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适合开放式教学，程式化的教材体例限制了学生的领悟与思考。 山西中医学院傅山学院副院长高建忠认为，对于医学流派纷呈的中医学来讲，教材的统一，意味着缺少学术上的个性；考试的统一，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扼杀学习者的灵性。对于中医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来说，个性与灵性是极其重要的。 周然分析，中医院校现有的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存在许多弊端，需要整体优化。按照“厚的要薄、繁的要简、生涩的要顺畅、难懂的要明了”的思路，采用“先破后立”的加减法，重构知识体系，不再保留每门课程的相对完整，而是强化知识点间的相互联系。 “知识可以整齐划一，智慧绝对是各具灵性。”高建忠说，中医药高等学府应该创造适合中医大师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让每一位中医大师去影响一批又一批的中医学子，让这些学子在中医大师身上，不仅学习到知识，还学习到智慧。 山西中医临床学院与附属医院实行院系合一，师资相对充裕，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确立了符合医学教育规律的“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具体措施，打破了传统的中医教育同一尺度、同一规格培养人才的现状，使得中医教育体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适应学生个人发展需要，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该院本科生导师制实行双向选择。学校根据导师的任职条件和要求，经严格考核，把优秀的导师推荐给学生；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和专业要求选择导师。导师在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后确立师生关系。 山西中医学院把学生从课堂和教材中解放出来，变标准化为个性化，让他们更多地研读经典，更早地接触临床。南京中医药大学曾在一次硕士研究生复试中，综合评价后放弃了本校生，选择了山西中医学院的学生。 用中华文化“固本培元” 中医学生只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洗礼，才能成为真中医、大中医。防止中医西化，根本在于确立中医思维 加拿大学者胡碧玲在中国学习中医20多年。胡碧玲是在西方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在中国的院校里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她从自己学习中医的经验中感悟到：中医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应照搬西方的教育体系。 不少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感觉没学会看病，不敢去给病人把脉，只好当了医药代表。有人甚至把中医药大学戏称为“医药代表大学”。西化的中医教育，培养不出会看病的中医，他们最终成了“中医的掘墓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曾在国外留学工作10年。他说，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学者发明了一套既符合中医经典理论、又能研究中医疗效的统计分析方法。如果我国中医研究再不坚守祖先的宝贵经典，不围绕中医临床自身特色，一味照搬西医的临床研究，很可能被西方学者甩在后面，甚至导致中医药研究要向西方取经。 徐安龙认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传承创新”，应该是“更加经典、更加现代”。更加经典，是回归经典的本源，发掘传承，培养真正的中医药人才，使中医药文化经典植根于师生的思想，传承中医的哲学观点，建立中医的思维模式。更加现代，是勇于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要借助现代科技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周然说，“一把草药一根针”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一代中医肩负的使命是让中医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的洪流中“长袖善舞”。 高建忠说，中医院校培养的中医学生是否合格，从专业角度分析，主要看学生是否学到了中医思维。评判一名医生是不是中医，也主要看其是否用中医思维诊疗疾病。防止中医西化，最根本的问题是确立中医思维。 周然说，中医院校培养不出真中医，从根本上讲是教育目的出了问题。中医院校一直充当着“代工”的角色，长期在按西医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培养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又按西医规定的临床科研套路从事工作。在这样的导向下，其结果只会是中医西化，离国家发展中医教育事业的初衷越来越远。所以，办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中医院校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从2010年到2012年，山西中医学院在中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三个临床专业陆续开设教改实验班。2013年，在实验班的基础上组建了傅山学院。明末清初山西名医傅山，既是中医大家，又是文化大师。周然说，傅山学院作为教学改革试验田，就是希望学生以傅山为镜鉴，用中华文化、中医文化和三晋文化“固本培元”。中医院校要为中医事业培养新一代铁杆中医人才。中医人只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洗礼，才能成为真中医、大中医。 中医教育不能“纸上谈兵” “书本中医”一上临床，脑子里只有“银翘散”。教材越编越厚，有用的内容却越来越少，基础和临床严重脱节 不少学艺未精的学生，把中医开方等同于“银翘散”，出手就是加减“银翘散”。因为中医药大学教的首先是银翘散，也必考银翘散，“书本中医”一上临床，慌了手脚，脑子里也只有“银翘散”。 一些中医药大学在全国的生源都很好，特别是国医班的学生，高考分数都可以上清华北大。然而，他们入学后对中医的信心非但没有增强，反而是下降了。徐安龙分析，这说明学校教育没有让他们感受到中医的宝贵与特色所在，很多学生对中医经典掌握得不够，基本功薄弱。院校教育没有很快让他们树立临床治疗的信心。 徐安龙认为，作为中医，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临床实践，不管有多少经典理论和知识，也只能“纸上谈兵”，再优秀的中医学生也很难成长为大医。他拜访了路志正、陆广莘、邓铁涛、郭子光等多位国医大师。国医大师们建议：一定要尽快让学生们看到中医的疗效，让他们尽快成为能用中医思维看病、兼具现代医学基本知识的医生。 徐安龙认为，我国开展中医院校教育只有短短60年，自身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传授知识的方式、教师能力水平、教材的编写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基础和临床严重脱节。在教材编写上，教材越编越厚，有用的内容却越来越少。 周然认为，依托院校这个平台，做好师承这篇文章，关键在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对优秀本科学生实施特别培养和精英教育，为中医教育改革提供成功经验和有益借鉴，目标是办一流中医教育，培育铁杆中医人才。 在傅山学院，每个学生都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学校的名师，一位是医院的名医，理论学习“拜名师”，临床实践“拜名医”，按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周然建议，让学生从寻常课堂迈向经典殿堂，从小小诊室踏上师承之路。中医人只有练好“看家本领”，才能说好中医话、干好中医事。 从去年开始至今, 北京中医药大学大力提倡”人心向学，传承创新”的办学思路，直面当今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关改革措施，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起培养中医大医的真正摇篮。 徐安龙说，要按照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方法培养人，把师承教育的精华融入院校教育体系中，培养既能传承经典，又能与时俱进的中医临床人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