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天人同构”

“天人合一”思想，对战国后期到西汉期间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其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有两个：一是形成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二是形成了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基本内核。在构建天人理论时，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起天人间的感应关系。这一关系的成功建立，不但解决了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而且也制造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神秘的宗教神学氛围，进而向世人确证了刘氏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他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受命，化天地之四时。”（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为人者天》，中华书局）

在这里董仲舒强调的人为天所生，人之本在天，人的一切，诸如形体、血气、德行、喜怒等莫不相应于天而生。为了证明这一理论，他从术数入手提出了“人副天数”的思想。

他说：“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义证·为人者天》，中华书局）

而在中医药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人与天相参，与日月相应”（《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的意识一直处在思维方法论的重要位置上。其基本涵义是，人是由天地（阴阳）之气所化生，人的生命活动取决于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故而人须主动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其理论与董氏天人理论相比较，何其相近！

《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此论说道：“夫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所以，人欲“宝命全形”，须“知四时”，并“应四时”。

中医理论的“天人同构”

实际上，“天人合一”并非董仲舒的首创，他不过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相关的理论。在先秦儒家那里，“天人合一”观念中含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天人同构”，这种思想对中医药理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让我们先看儒家关于“天人同构”的有关论说：“参（曾参）尝闻之夫子（孔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毛虫之精曰鳞，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大戴礼记解诂·曾子天圆第五十八》，中华书局）

这与曾子论说“天圆地方”相近，《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论说，其文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

这种天人间的参对比附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十分生硬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天人合一”、“天人相参”的意识，在当时中医药理论形成和实践中所产生的重要指导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从这段文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学说）形成的踪迹了。

无论是新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籍，还是《八十一难经》、《黄帝内经》等医书，它们都是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展开论说和实践的。以《黄帝内经》为例，它以“天人合一”、“天人相参”及“人副天数”为其整体结构，又以阴阳、五行为其辨思纲领，由此形成中医药理论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包括五时、五方、五气、五音、无声、五化等天地因素，与此相应的是人体因素，如五脏、六腑、五体、五志、五官、五声、五味等。人之生理系统的建立正是从一个整体认识到另一个整体认识的途径完成的。这正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哲学基础而形成的整体性、功能性的系统模型。

不只是古代中医根据这一模型诊断治疗疾病，即使今天的中医也仍然依据这一模型进行医学实践。《八十一难经》第七十五难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八十一难经集释》，天津科技出版社）

这是利用五行间相生相克的原理而概括出的诊断原则。《灵枢·经水》则有对十二经脉对应大地江河湖海的论说，其文曰：“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足太阳外，合清水，内属膀胱，而通水道焉；……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这段文字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人体十二经脉气血的运行就像十二条江河一样川流不息。典型地表现出“天人合一”、“天人相参”及“人副天数”的整体意识。当然，这种取象比类不无生硬比附之嫌，但通览古代医典就会发现这种方法不只是比附，它们更多地来源于诊治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

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有文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这段文字依据天人相应的原理，提出人的气血是随着气候的寒温而变化，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呈现相对充实和虚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因此在用针刺法治疗疾病时必须根据季节天时的变化而调顺气血。

显而易见，儒家“天人合一”之观念对于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张仲景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在《伤寒论·序》中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腧，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伤寒论译释》，上海科技出版社）

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也曾精辟指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季羡林，《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医药理论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不只是把人体自身的五脏六腑、皮肉筋骨、血毛发等器官看作一个整体，而且还把人与人周围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中医家们在实践中总是自觉地把人与天、与地、与时、与物、与社会联系起来，卓有成效地为人们疗疾祛病、养生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