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影响历代医理

《周易》影响历代医理

《周易》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影响绝非局限于某一个方面，今天纵观这一理论体系，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思维方法论等方面，还是理论的基本构架、生理、病理、病因，乃至诊治、药理、方术等无不存在《周易》的影子；并且随着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周易》与中医药理论结合的更紧密、更深入。

如果说，在中医药理论形成期，《周易》的影响还主要表现在理论框架和诊治原理上，如“马王堆汉墓医书”、《八十一难经》、《黄帝内经》等，那么《伤寒论》以后，则深入到临床探索与诊治上。如王叔和的《伤寒例》用卦爻与时令的阴阳消长来阐释外感病的发病规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的“风病诸候”就以八卦配邪气八风；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首篇《大医习业》中也提出欲为大医者须精熟“周易”。

赵宋时，在理学家们的影响下，医家谈易成为时尚。金元明清是中医药理论发展的成熟期，各大家均引易理作根据发明自己的理论。如刘完素以易理论述火热病机；成无己引易象注释《伤寒论》；李东垣用两仪四象解说水谷气味（阴阳）的升降出入变化；朱丹溪在自己的医著《格致余论》中援引易说，提出“相火论”、“夏月伏阴在内论”、“房中补益论”等观点。

但在中医药发展史实中我们也发现，《周易》对中医药理论发展中所产生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最重要的影响相对集中在：“天人合一”观念和“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的基本方法。笔者在此仅从“取象比类”与“司外揣内”展开，阐述《周易》对藏象学说形成的影响。

取象比类是古科学表述方式

凡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知道，“象”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殿堂的枢机所在；同样，“藏象”也是进入中医药学领域的枢机所在。这是因为，“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原型性质的范畴之一。这种原型从文化发生学意义上说是超个人意识的，它是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从原始先民的“观象取物”到《周易》关于“象”的诸多论述，已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科学（包括中医药学）、文化艺术等对原型认识的理论表述。

先秦时期，“象”的观念发轫于占卜术，《左转》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记载：

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这里的“象”和“数”正是通过占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后来，“易学”发展出“象数一派”的“象数之学”，企图以符号、形象和数字推衍出上至宇宙皇天，下至社会人事的变化。久而久之，对“象”的认识由浅而深，其内涵也由现象经意象而发展为法象，“象”最终成为一种包括天地及人，万物的模型。这样，“象”就从“实物之象”发展为涵义繁富的象征系统，这也就是能够涵盖一切的宇宙模式：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易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大传·系辞上》）

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其所作《周易本义·周易序》中对此阐释道：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六十四爻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四书五经》，中国书店）

正是因为只有“象”才分阴阳，才得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大传·系辞上》）的结论，才让我们认识并掌握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动态规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中，以阴阳之间的互根、互应、互动作为万事万物生存变化的根本所在。了解了以上的本质特征，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藏象”是把握中医药理论系统的枢机所在了。

藏象贯穿着“取象比类”法

藏象，中医药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其文曰：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二十二子·黄帝内经·素问》，上海古籍出版社）

藏象，此处藏与“脏”通用，指人体之五脏六腑；象，指现象或表象，此处指与五脏六腑相应的表象。诚如张介宾在其《类经·藏象类》中所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这也就是古代医家通过研究探索和总结诊治经验，认识并掌握人体脏腑功能、病理及其相互关系，借助儒学及《周易》所提供的“天人合一”理念、阴阳五行间相互律动的理论而形成中医药理论重要组成部分——藏象学说。

有现代中医药理论研究者提出：“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是中医生理的主要研究内容，而藏象学说又是其核心内容。”（门九章、郭蕾编《中医学导论》，科学出版社）这种提法是十分正确的。藏象学说是中医药理论形成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可从《八十一难经》、《素问》、《灵枢》中得到证明。如《八十一难经》中“从一难至二十二难论经脉”中“十二经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八十一难经集解》，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素问》中《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五脏生成》、《六节藏象论》等篇，论述五脏与四肢、九窍、毛发、皮肌等组织的相应关系；《灵枢》中的《本身》论五志，《决气》、《五癃津液别》论津液血脉、《营气》、《营卫生会》论营气、卫气的化生与运行，《海论》、《大惑》论脑，等等。

和西医以实证分析为基本精神与方法的医学体系不同，中医的藏象学以“取象比类”、“司外揣内”为其基本精神与方法。这其中贯穿始终的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与“周易”的“取象比类”方法。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把“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简单地看作是粗浅的类比法，古代医家运用此法诊治疾病甚有体会。《素问·示从容论》中借黄帝与雷公对类别的讨论，最终得出“不引此类，是不知明也”，“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经，是谓至道也。”这里告诉人们，运用“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的方法，可以去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可以解决诊断、治疗等问题。藏象学已成为当时人们用于医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

总而言之，在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藏象学说，始终坚持以脏腑为中心的整体观；及在《周易》影响下，并借助阴阳、五行各要素间的生克乘侮关系而构建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情志及意识活动相互联系的生理、病理观；皆从功能作用方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揭示脏腑的本质特征。

藏象学说中的脏腑与人体的毛发、骨骼、肤色、音声、动作等联系理论当然有其古代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但是，对它们所作的功能性、有机性及动态性的论述（尤其是它们对诊治的意义）已大大超越了形态结构，而这恰恰是中医药理论的特征之一。

所以我们认为，借助“天人合一”与“取象比类”的方法，使人们能认识到人体机能与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并能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为人们疗疾治病，这正是藏象学说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深刻地反证了《周易》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