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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医在传授方式、行医模式、行医对象与范围、诊治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现代中医在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上的变化。应总结继承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确定今后工作的重点。 ●在现代社会，中医的价值必须更广泛地获得民众和其他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同，中医的科研侧重点应当放在对现存理论与实践的验证，对方药和针灸疗法有效性的研究，以及和中医相关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创立与开发上。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卫生医疗的全民覆盖，卫生健康的公平性、社会因素等新方向、新理念。中医在世界卫生健康事业中的地位不应停留在仅仅为初级保健作贡献的阶段，而应及时跟进，把这些新观点引入中医工作中。 中医的继承与创新一直是推动中医事业发展的动力，是几代中医人努力的方向。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50多年来我国中医界一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继承与创新的平衡点。发掘是为了继承精华，提高需要创新。发掘继承是必需的，而提高创新是必然的，继承与创新都是为了中医的发展。 回归本源 中医是一门在中国文化和哲学理论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科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为了维护其特殊性和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继承其精髓，保留其真谛对中医药的继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医在上世纪的变化及带来的影响 上个世纪，特别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医在传授方式、行医模式、行医对象与范围、诊治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个体形式向群体形式的转变。中医的传授由个体化的师徒授受转变为课堂里的群体授课。中医的行医模式由个体诊所，发展到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包括乡、县、市、省以至中央各级医疗机构中看病诊治，提供服务。其行医对象不再仅仅限于来自步行或简单的交通手段所能到达的范围，现代中医师的诊治对象可以来自于天南海北，全国各地。中医的诊断过程从基本不借助理化手段，完全依靠病人的自述和中医师自身感觉器官和触摸的发现，转化为广泛结合使用现代诊断技术。在很多的情况下，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治疗同时使用。 传授方式的变化及影响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医教育登堂入室，进入正规的大学教育，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医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中医的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成规模的中医高等教育，中医临床服务的扩大与广泛使用是不可能的。在形成中医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传统中医知识和经验的整合和系统化，完成教学大纲的设计、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方法的制定，才能使中医学院式教学成为可能，并逐渐形成规模。但是，这个整合的过程必然会受到参与者团队或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在把浩瀚的中医古典文献、众多的学派观点，和大量的个体经验的归纳、筛选、取舍和总结的过程中，引起偏差。这种偏差又可能会造成某些重要知识的丢失或失真。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第一届中医学院毕业生开始的学院派都是在《中医基础学》《中医诊断学》加上中药、方剂和经典的框架模式下培养的。学院派的知识结构与千百年来流行的师徒传授方式学习中医者的知识有一定的差异。学院派的基础知识应该比师承派更全面。这种全面来自于上面提到的编制产生的学科和教科书。传统的师徒授受模式的基础知识多来自于师父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相比之下，师承派在理论知识的掌握上难免会有些局限或偏颇。然而，理论知识的局限，并不表示师承派没有某些理论上的特殊理解和实践中的真才实效。同样，如果在学科和教材的设计和编写过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知识丢失或失真，学院派所接受的知识也会局限在教科书和课程规定的范围内，并不一定能保证不失真地掌握传统中医的全部精华和优势。另外，个体化的师徒授受，使学员往往在起步阶段即接触临床。学院派学生一般需要在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后才能进入临床。临床与理论教学安排和比重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二者在知识结构与临床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诊治手段、对象等的变化及影响 由于诊治对象可能来自于扩大的地域范围，现代中医师已经不能像古代医师那样通过对诊治对象的生活环境、习俗，和当地疾病谱的熟悉和了解来协助诊断和治疗。随着中医进入各级医院，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大量引入中医临床过程。结合应用现代医疗手段，提高了中医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作用，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要。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医本身的诊断治疗方法在中医师临床思维过程中和在整个诊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分量，应当引起关注。在使用现代医学诊治的同时，中医不应该只是附加的点缀。中医所承担的角色不应该仅仅是在要求病人做各种现代医学检查的同时，简单地把把脉，看看舌；或在病人采取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加点中药针灸。现代中医临床过程中充分、合理地利用现代医学发展的成果是无可非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中医的期望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社会与公众的变化，中医在传授方式、行医模式、对象与范围等方面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中医自身发展的需要。令人担心的是，过分依赖现代医学诊治技术是否会转移中医医师在临床过程中的注意点，忽略了中医在诊疗过程中思维的特色和治疗手段的特殊性。长此以往，丢失了中医临床实践的根本。 总结发掘与继承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误差 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只是基于观察和思考，需要通过严格设计的科学研究来获得的证据和答案，清理一下诸多变化对中医本身的影响，总结发掘与继承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确定今后发掘继承工作的重点，溯源寻根，捡漏补遗，减少失真，充实与深化五六十年前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学说体系。反思不是否定，而是为了在促进新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回归本源，以利于中医事业的发展。 创新发展 发展是科学共有的基本规律。中医是一门医学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中医也要发展。科学研究是中医发展的动力。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是中医发展的关键。中医对疾病治疗的有效性是中医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这种价值必须更广泛地获得民众和其他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同。为了提高中医的疗效，中医的科研侧重点应当放在对现存理论与实践的验证，对方药和针灸疗法有效性的研究，以及和中医相关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创立与开发。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 研究现存理论与实践，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证实中医理论的合理性和中医诊疗手段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是过去和现时大量中医科研项目的主要课题。近年来国家对中医科研的投入力度大增，有能力对一些关乎中医发展与未来的课题进行研究，同时也更注重中医科研的质量和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科研成果的可信度首先取决于研究方法学的选择和相关方法使用过程中的严谨程度。科研成果的价值依赖于对尚未解答的问题的选择和产出成果的可信度。然而，现代医学临床研究经常采用的随机双盲对照的金规则，在用于中医临床研究中遇到了困难与挑战。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组织制定“针灸临床研究指南”时，双盲法和对照组在针灸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就是个难题。完全照搬西方医学科学的研究方法，尚不能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于中医。可喜的是，国内外中医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并继续在进行尝试。同时，中医科研人员把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真实世界研究、复杂干预研究等新方法、新领域引入中医研究。譬如，真实世界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医学研究往往把试验放在严格设定的理想状况下实施，而是把现实世界的真实病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在选定的研究范围内，通过对无数个体实例的收集、综合与分析，寻找共性的东西。现代医学用真实世界研究来研究已经上市使用的药物或其他临床干预手段，其研究对象与中医疗法在临床应用的特性相似。把真实世界研究移植到中医研究中，是个创新。同样，对复杂干预的研究符合中医，包括中西医结合治疗过程往往采取综合手段的特征。研究涉及中医复杂干预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利于优化复杂干预的组合。这类研究需要具有大数据收集和大数据分析的能力。中医研究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时代提供的先进技术，提高中医科研水平。引进、应用和创立既尊重中医特色，又符合国际通用原则，能为国际学术界认可和接受的科研方法，不仅有利于中医的发展，也将为中医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国外主流医学作出贡献。 中医在国内主流医学体系中摸爬滚打了60年，积累了与现代医学合作、共同提供医疗服务的经验。目前中、西医共用是基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维，以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形式分别进行。如果我们都认同中医关于人的生理和病理状况都可以用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理论来解释，那么现代医学关注的临床现象和检测结果应该也是病人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变化的反映。由此推测，现代医学临床表现和检测手段的结果应该可以用中医的这些理论来解释与归类。在拥有大量临床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归类，分析比对，排列组合，反复试验，制定基于中、西医二法的现代中医证候学，诊断学与疾病分类，以此指导临床思维应该是可能的。 开展与中医有关的社会学、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研究 开展与中医有关的社会学、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研究，有助于了解各人群对中医的需求与反馈、中医在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和医疗改革中的作用，以及中医与国际卫生健康新思维的关联等。这些研究的结果不仅可用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也有助于规划中医的未来发展。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并推动卫生医疗的全民覆盖、卫生健康的公平性、卫生健康的社会因素等新方向、新理念。中医和其他传统医学在世界卫生健康事业中的地位不应该停留在仅仅为初级保健作贡献的阶段。中医应该及时跟进，把这些新观点引入到中医工作中，研究中医在提高医疗服务覆盖率，改善卫生健康的公平性、卫生资源的整合和分配，以及中医与卫生健康相关社会因素，如家庭、社区、教育、经济、环境等方面关系和所能起的作用。在研究的基础上，调整中医发展战略，采取行动，在世界卫生健康领域的新思维、新发展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体现中医的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