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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读贾春华《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一书，书中说：“方证体系以研究‘已有病症已有对应的有效方剂’为优势，对新出现的病证尚未有有效处方者，或显得力不从心。”（见该书72页）此话促使笔者对“方证对应”进行了再次思考。 什么是“已有病证”呢？从该书文意，我们可以理解为已经有成熟治疗方案的疾病，原文的描述为“已有对应的有效方剂”。这是些什么病症呢？是一些认识比较清楚、变化比较少、研究阐述比较透彻的病症（这里将原文中的“证”变为“症”不是笔误）。 如迁延性发热用大剂小柴胡汤加减，上呼吸道不利没有明显热象的咳嗽以小青龙汤暂用……这些说白了就是经验。在多数简单的情况下是可以复制的，但这些经验是对症的，与中医反复强调的“治病必求于本”没有关系。 如果某些中医将对自身要求降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水平，的确可以自满于对症治疗的“优势”。用的是中药，也满足了普通百姓追求“副作用小”的心理需求，但这只是“西药式”的中医应用。 问题是：对于急性病、简单病、暂时病，“对症治疗”症状缓解后，人体自愈能力恢复可以很快自愈，医生可以笼统地满足于“治疗有效”；但是慢性病、复杂病、顽固病，“对症治疗”后人体无法自愈，如果出现用药症状就缓解、不用就加重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重新回到《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一书，看看书中表述的另一种情况：“新出现的病证尚未有有效处方者”。 张元素讲“古方今病不相能”，是说古代的经验，用于现代的疾病，即使相同的症状，也效果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人、病都发生了变化，“刻舟求剑”是不行的。 不仅“古方今病不相能”，如果不求甚解，“今方今病也不相能”。仲景书中已经讲过这样的例子：如心下痞，有些人以为径直用半夏泻心类方就好，而不知五苓散等也治心下痞。 仲景的方、仲景的证，以及方与证的搭配，都是在举例。如果把这些当做教条，照猫画虎，无异于以方去碰病，“守株待兔”。 “古方今病不相能”者，和“今方今病不相能”者，都可以归于“新出现的病证尚未有有效处方者”，不仅中医没有成熟的思路去应对，现代医学也没有合适的理论和治疗手段，甚至无法下手，这才是真正需要中医大显身手的地方。 如果更多的中医只是满足于积累对症的技巧，只是满足于把小病小症患者症状缓解的自愈据为己功，而忽略了中医“以人为本”、“以人类的健康为本”、“以整体为本”、“以人对于自然的适应为本”的优势，而去和初级西医师比赛“应急”。那这些“中医”太对不起中医了。 一些学者把“方证”和“理法”做了比喻。一种比喻是：邮递员去送信，理法是街道，但没有门牌号，而方证是门牌号。还有一种比喻是，方证是自己走过或者别人指点的去哪个地方的老路，而理法是路标。 这两种比喻都指出了“方证对应”的便捷性、有“效”性，目前“方证对应”强调更多的，的确是症状，其实质是“方症对应”，是技巧和经验，是忽略了理法，而不是包含了理法的理性思维过程。 这两种比喻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我们每次面对的都是一个新的门牌号和新的地点。因为同一个人，即使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症状，也是新情况，不能笼统地说和原先一样；不同的病人就更不用说了。如同“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每次邮差见到的都是新门牌号和新地点。他需要学会描绘地图、做路标；可以参考以往的经历，去辨别这次面对新任务的相同与不同点，然后去选择。这个辨的过程，就是笔者强调的“理法”。 很多老医生因为熟悉，所以在不经意间完成了“理法”的过程，但其中的“理法”在我们学习时（包括先生传授时）是不能够有意无意地忽略的。 笔者并无意于反对“方证”这种学习的方法，并且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只是希望在“方证”提法过热的时候，让大家更冷静地面对，不要过分地夸大它的适用范围。太多的疾病还有待更清晰的认识，所以“尚未有有效处方”；即使病症已经认识清楚，落实到一个新的个体上，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域，也是新的。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该有意无意地忽略“理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