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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国看“无为与有为”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顺其自然。作为治国方针在汉朝初年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形成了“文景之治”。 与“无为”相对的是儒家、法家思想的“有为”。汉朝初年经过休养生息后，开始处理内忧外患——国内诸侯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北方匈奴屡屡越过长城，侵犯中原。汉武帝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有为”而治成就一番伟业。 针对历史，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如果汉朝初年就“有为”而治会怎么样？如果汉武帝继续“无为”而治会怎么样？为什么汉朝初年选择了“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则选择了“有为”而治？选择是客观时空条件决定的、还是凭决策者主观意愿决定的？ 这样的问题，提着提着就开始给历史“号脉”，寻找历史变化的道理。也对中医临床有了触类旁通的指导意义。 如果邪气交织，身体混乱不易找到头绪的时候，对于医者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深入探究、理清身体不良状况的千头万绪，这个很难；一是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相信身体强大的自愈能力，等着自愈能力给医疗指明正确的方向。 这两条路可以同时走，并不矛盾，但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是理想主义的路，结果遥遥无期；而后者却是可以直接指导临床的法宝。当然，后者在“无为而治”的整体策略指引下，还要做积极“有为”的工作——原则上不干扰、但必须密切观察，这样才可以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才可以应付一些突发的情况，为总体上的“无为而治”创造条件。 在整体秩序混乱的时候，急于“有为”经常会加重混乱，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为”——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而在整体秩序已经逐渐恢复，问题明朗的时候，不“有为”则无法实现整体上的无为。 “无为”属于阴，“有为”属于阳。 用睡眠和工作的关系来解释“无为”、“有为”会帮助大家理解。工作为“有为”，是阳；睡眠为“无为”，是阴。工作可以帮助更好地休息，而休息又会帮助更有效率地工作，此谓阴阳和合、互生、互用，进入良性循环。 要让人更好地生活，需要明了阴阳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治国中同样适用。汉朝的天下没有“有为”是打不下来的，但是汉朝初年如果继续“有为”下去，则会出现有阳无阴、只伸不屈、难以为继的局面。 经过汉朝初年一段时间的“无为”之后，如果继续“无为”下去，又会有阴无阳、只藏不用、国将不国。 治国的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治病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的相反相成。 “无为与有为”相互为用 笔者临证时提倡“能攻邪时首攻邪”。攻邪属于“有为”，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来看：一为身体秩序混乱需要“无为而治”的总体策略时，有不得不解决的突发问题就需要攻，不攻不足以实现“无为”的战略意图。二是身体秩序相对较好，有外来的导致气血不和的问题，身体达不到“勇者气行则已”而自愈的时候，需要“急攻之”。 在实施“有为而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个字——“不得不”——不得已而攻之。在统筹兼顾战略意图后，如果确定要实施攻邪战术，一定要全力以赴，急结优势兵力务求迅速扭转局势。《伤寒论》中治疗三阳病多用攻邪法，足资效仿。 《伤寒论》中大剂量的麻黄、石膏、大黄、柴胡等三阳用法均应作攻邪法来解读。需要注意的是，攻邪时一定要随时准备踩刹车——“中病即止”，《内经》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的古训不可须臾遗忘。 笔者临证时同样重视“治病就是治脾胃”。守住脾胃可谓“无为”。在病情不紧急的时候，培养脾胃的缓冲能力、培养后天之本的运化能力，可谓休养生息之举。很多学者把着眼点放在脾胃上，但理论的高度还有欠缺。 一日，与同道交流，谈到：饮食入脾胃，药也只能入脾胃，所有的功效应该都是脾胃运化后的体现。治疗可以从精、气、神三个层次来体现，精的层面是养生惜精、核心是少耗；神的层面需要修身养性、核心是守神；用药来调节的只有气的层面，而气的层面要靠脾胃的运化来实现，于是“治病就是治脾胃”的观念再强调都不为过。 脾胃在中，治疗的目的在“致中和”。当然针对身体的“无为而治”还有其他的内容，“不药而治”与“候气来复”等都有“无为”的意义在其中。只是用药调整脾胃是更为临床医生所接受。 临证中，笔者在机体攻补局势不容易明朗的时候，多会用到六君子汤、保和丸等方，用药时对于甘草、大枣给予比别人多一些的关注，均为“无为”之法。 只有懂得人体应该从整体策略上“无为”，才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但如果没有在具体战术上的“有为”作保障，长治久安同样是镜花水月。 无为与有为在医学上有其他的称谓，如中医学界经常说的“道”和“术”——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确可从某一个角度说明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为”是阴，是“阳之守”；“有为”是阳，是“阴之使”。 在医者处理人之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守阴用阳”以“无为”、顺应人体自然而然趋势为主；以偶尔的“有为”，帮助人体更顺利地自然而然为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