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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诸国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对国医大师陆广莘医学思想颇有研究，曾发表“一枝高竹独当风——论陆广莘医学思想”等论文。 ●把陆广莘的学术经历和中医学的坎坷命运联系起来考察，知人论世，陆广莘医学思想不仅是他个人60余年学术生涯培育出来的丰硕之果，而且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舞台上的满山红叶。 ●陆广莘医学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生生之道，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生物学、环境生态科学、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人体生命科学的方方面面，是当代中医自信自强、卓然自立的标志。 自2001年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问世以来，2012年《国医大师陆广莘》一书出版，汇集了陆老新世纪以来的近作30篇，加上其博士后学生李海玉的出师论文《陆广莘学术思想研究——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创生性实践的健康医学研究》和《中华中医昆仑——陆广莘》的出版发行，陆广莘医学思想的全貌已经呈现在国人面前。 我们把陆广莘的学术经历和中医学的坎坷命运联系起来考察，知人论世，陆广莘医学思想不仅是他个人60余年学术生涯培育出来的丰硕之果，而且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激荡的历史舞台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满山红叶。陆广莘医学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生生之道。它是当代中医自信自强、卓然自立的标志，是中医人留连忘返的学术大厦。它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生物学、环境生态科学、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人体生命科学的方方面面，是陆广莘在中西两种医学的刻苦学习、临证实践和比较研究中艰难前行踩出来的茶马古道。从“发皇古义”到“融会新知”，从“览观杂学”到“历多达妙”，从“豁然开朗”到“众采纷呈”，这是物质与生命的风云际会，更是医学与健康的犀光独照。下面我想对陆广莘医学思想的形成，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思想的核心 陆广莘认为，人是宇宙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生命之链的一环。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到人类，是一个生态共演的漫长过程。人类仍然处在继续进化当中，只是人生苦短，我们难以察觉而已。陆广莘说：“人的生命过程的、以物质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神气应乎中的、主体性开放出入、自组演化网络整合、稳定适应性目标信息调节的自我独立性问题，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中华传统文明的文化核心价值，是我国医学创新的源泉，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前沿，是养生保健治病创生性实践必求的本，是医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对象，是医药的依靠对象和发展对象，是医生的服务对象和学习对象。”这段话反映了陆老的行文风格，富有哲理性和逻辑性，但显得有些深奥艰涩。但读过《中医学之道》的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这段话就是陆广莘医学思想的核心。 医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人类最初的医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始疾病医学。后来，在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中，把疾病缠身的原因推之为天神的惩罚和鬼愆的作祟，这是传统医学医巫不分的童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了医学经验的积累，有了对药物性能的认识，有了医生职业的分化，有了趋利避害的常识，有了养生防病的概念，有了医学典籍的编著，医药逐渐从草根文化进入学术殿堂。《汉书·艺文志》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中医学把医学视为生生之道。陆广莘解释道：“中医药的任务是，寻找健康的钥匙，是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和工具。” 思想的形成 陆广莘医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个人经历中、从中医学的学术发展和近代遭受的磨难挫折中理清它的来龙去脉。 家庭熏陶，初出茅庐 1927年1月，陆广莘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颛桥镇，现属于上海市闵行地区。陆广莘的祖父在颛桥镇开一家杂货店。祖父去世后，陆广莘的母亲主持了陆家门庭，经营店业，侍奉婆母，扶养两个弟弟。母亲经常说：“做人要做长流水”，“朋友多一个好一个，冤家少一个好一个。”陆广莘一直铭记在心。 陆广莘5岁上小学。1939年入上海中学，1942年考入本校高中工科机械专业。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初的一天，学生宿舍里发现了炸药，学校被日本宪兵包围，陆广莘被迫辍学回家。他在机械专业足足学了两年半时间，获得了物理、机械方面的基础知识。陆广莘说，“中医学是人的生生之气作为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演化调节的目标动力系统”，“是主体性开放的功能目标动力学”，还说，“医学是对生命健康的创生性实践。把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入进去，产生楔入效应。调动周围的环境因素，产生加和效应。总之，使得实践的终点大于始点，得出溢出效应。医生的实践过程，就是努力使终点大于起点。”谈医学用物理学语言，与他在机械专业两年半学习有很大关系。 陆广莘离开了“高中工科”，家里希望他学中医，于是托人找到了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马书绅，拜他为师。这位老中医挂牌“咽喉内外科”。每隔10天，请上海来的医生轮流坐诊。陆广莘当时是一个小学徒，夏天天气热，要给老师们搧扇子，拧毛巾擦汗，做许多杂务。 陆广莘之所以学中医，还受一点家庭的影响。他的祖父懂一点医，在镇上经常做一些施药的好事。比如春天，农民挑来青梅叫卖。祖父就买下一担。把青梅煮烂，去核，放入姜丝、红糖、紫苏。邻里的产妇或什么病人下痢，便常来索取，吃了见效。夏天，家里收一种名叫“花红”的小苹果似的果子，泡在白酒里，有人患痢疾，吃几颗酒泡花红，也有效。冬天，下了大雪。陆家的后院有一片空地，铺了厚厚的一层白雪，去掉上面一层，不用下面一层，只取中间一层，放在缸里。村里有人发高烧，常来索取储存的雪水饮用。还有一种尿泡石膏，把石膏泡在尿液里，几天以后取出石膏，研成细粉，调入小膏药内，可敷贴疮疖。（李时珍《本草纲目》称“秋石”）。这一切，陆广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直到今天，他总是提到，中医丢了，“礼失而求诸野”。他牢记章太炎先生的教导，“下问铃串，勿贵儒医”，对民间中医寄予厚望。 3年的学徒生活，陆广莘跟师临证，学习经典，向家乡的老先生学习古文，还进入“陆渊雷医室遥从部”函授学习。对中医的理论和临床都打下了良好基础。 学徒生活过了3年，1948年10月满师。陆广莘悬壶济世，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1950年，他在上海市松江县颛桥镇组织建了颛桥联合诊所，已是一个锋芒初露、小有名气的青年中医。1952年，联合诊所共有员工28人，其中中医26人，西医2人，上级说国家要成立中医研究院，招考中医。陆广莘脱颖而出，被录取了。 学习西医，汇通中西 1952年，陆广莘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后来改为北京医学院）。全年级6个班，中医出身的学生分在一个班。中学西班共43名学生，利用暑期补习数理化。在这个班上，后来毕业了唐由之、陆广莘、施奠邦、费开扬、徐景藩、闫润茗等一批中医大家。 陆广莘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5年，打下了坚实的西医基础。1957年毕业后，分配在北大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北大人民医院首创开设中医病房，共设病床14张，陆广莘既是住院医师，又是病房主任。北大人民医院是北京乃至全国的高级西医临床基地和教学医院，名医汇集，医疗质量很高，疑难病会诊很多。当时政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有一次班主任老师王叔咸教授到中医诊室来抄方，还带来了眼科主任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外科主任。当时有一个肝癌病人两肺转移，由中西医合作治疗。陆广莘用中药治疗了7个月，病人还活着，后来因为生活困难让他出院了。外科主任问陆广莘，“这个病人一般只有3个月的寿命。两肺转移以后，只能存活一个月了，现在你治了7个月没死，是用了什么抗癌药？”陆广莘说，“中药没有直接抗癌。不用抗菌药能抗菌，不用抗癌药能抗癌，这就是中医的长处。” 陆广莘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了26年，医治过无数病人，见到过许多特殊病例，经常参加中西医联合查房和会诊。学西医5年，在高水平的西医医院坚持中医临床近30年。这个经历，这个功底，为陆广莘所独有。陆广莘在门诊时，诊断上处处以中医为主，西医为助，“心知其意而不为其所囿”。然后开中药治疗，不开西药，并对病人尚在服用的西药作出某些建议。王叔咸老师的岳父俞凤宾，是一个留美归国的高级西医，时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他于1916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保存旧医之商榷》一文，指出：“当前所谓欲废中医者，泰半为浅尝之西医师。此辈徒学西医之皮毛，学识与经验两不足取，骤然曰旧医陈腐，辄须取消之。殊不知必将几千年来丰富之实际经验抹杀之。”陆广莘感到，真正的西医大家，是不排斥中医的。他强调的是中西医团结合作。至于中西医结合，他也不反对，认为结合总比排斥好。但他主张：“只有大力发展中医药，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如果没有好的中医，中医这条腿短，是结合不好的。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当年中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陆老认为中国医学史应该从伏羲开始。砭石、针灸、刮痧、捏脊、推拿、贴膏药等都反映了皮表与内脏的联系和皮肤的保卫功能。陆广莘说：“人的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经过不断进化，把人类包装起来。皮肤之内是我，皮肤之外非我，是环境。环境对我是好是坏，必须通过皮肤和黏膜主动地选择和吸取。更重要的是，这个边界屏障，还有排泄功能。我们可以借助于界面物理学、界面化学的一些手段来研究我们的界面医学。界面医学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接着说：“中医对整体边界屏障功能的重视，提出了腠理、大表、藩篱等概念，在长期的针灸、推拿实践中发现，作用于体表可影响内脏，作用于局部可影响远隔部位乃至整体。”陆老从伏羲制九针联系到皮肤功能和界面医学，由界面医学反映出人的自我健康能力以及内病外治、上病下治等一系列较深的基础理论，均为发前人所未发，为中医的生理、病理、治则提供了新的认识。 陆广莘对于《内经》的领会和应用可以说得心应手，灵活自如。他特别注意《内经》正邪相争和阴阳平衡的论述。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阴阳自和，病必自愈”，“标本相得，邪气乃服”是医学之本，“一切邪犯者，皆神失守位故也。”所谓“扶正祛邪”，扶正和祛邪并不是并行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扶“正祛邪”，医生的功能只是一种助力，扶助人体自身的正气去祛邪。这个提法受到岳中美先生的赞许。 陆广莘认为，中医的问题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关键还是在自身。是中医自己缺乏自信和自强，盲目地跟着西医跑，总希望别人承认我是科学。中医研究缺乏自主，缺乏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任凭他人去“研究中医”。陆广莘说：“近代中医的学术思想危机，中医特色优势的淡化，除了疾病医学及其物质科学化的外在冲击的因素，根本内在的是中医学术队伍的‘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的结果，于是造成了‘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其所以求于人者重，而所以己任者轻’。”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然自立的胆气，他提出“医学四本论”，即以人为本，以病人为本，以正气为本，以神为本。他说，神就是调节。正如《内经》所说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上守神，中守气，下守形”，守神第一。《内经》讲“道生”，其纲领是“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他说，对“守神”的内涵，值得我们很好领会。 陆广莘对仲景之学精研有加，体会尤深。他说：“《金匮要略》桂枝茯苓丸是妇科专方，对妇科咖啡样下血胎动不安有特效。还说，《伤寒论》第29条是中医诊断和治疗休克的经典条文。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调胃承气汤、四逆汤，都是治疗休克的名方。”可惜大多中医已退出急诊舞台，《伤寒论》29条已很少应用。 陆广莘对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情有独钟。《中医学之道》旧版收《论王履的医学思想及其对明清医学的影响》一文，是陆广莘医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 王履（1332-？）字安道，医学家兼画家。他曾学医于义乌朱震享，明洪武年间任秦府良医正。他的医学著作及诗画作品甚多，但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医经溯洄集》一书。《论王履》一文写于1962年，为纪念北京医学院母校50周年而作。据陆广莘回忆，1960年代初生活十分困难，人民卫生出版社拿一些古籍让他点校。1962年春节，他到上海把母亲接来北京，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里，大人小孩入睡以后，他就在边上摊开书本点校。中华书局的版本目录专家陈乃乾告诉他，清华大学有《哈佛引得》可查到古籍并提供指引。他利用星期天立即前往查阅，读了王履的《医经溯洄集》，还见到一些介绍王履的零星资料，考据了它的版本，整整花了一年的功夫才把文章写成。像这样一种读书和写作经历，一般临床医生是很难遇到也很难做到的。 尊师重道，心领神会 陆广莘常说，他有3位老师：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还说，“我受陆渊雷影响最深”。 陆广莘认为近代中医的一大误区就是把中医的“证”从属于西医的“病”，不少中医用很多的精力做“病证对照”，使中医的证尽量符合或套入西医的病，把“辨证和辨病相结合”当作法则创新，把病名之下分若干证型视为辨证论治的一大创举。陆老借用王履的话说，这是“粗工不知求属之道以成之欤！”“实际上百年来我们中医的传统面貌是被扭曲了。”他希望大家“从长期把‘证从属于病’的学术误区中解放出来”。陆老认为，《伤寒论》第16条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有的中医教科书讲到“知犯何逆”以后，不讲“随证治之”，马上引到西医的病因、病理、病位上去了，“证”也改成了症状的“症”。扁鹊说“病应见于大表”。“病应”之“应”，是“阴阳应象”的“应”，是“观其外应，知其内藏”的“应”，是“针药治其外，神气应乎中”的“应”；是西医所说的“反应、适应、应激、应答”的“应”。“证”是机体对疾病的应答，是生命主体抗病的应激反应。除了生命，物质世界是没有应答的。 远在1931年，陆渊雷就提出“证”的本质问题，认为“证候之成，约有三途：一为正气抗病现象，二为菌毒直接造成，三为其他证候的结果。药治标准，首重抗病现象。”陆渊雷对药治作用也做了正确评价，认为“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敌病，助正气以敌病也。良医察病体而知正气之欲恶，从而助之以药力”。陆广莘正气抗病理论的形成，从这里得到很大启发。 1949年5月，陆广莘在上海拜章次公为师。1955年秋，章次公奉调北京担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当时陆广莘在北京医学院学习，经常抽时间随章次公临诊。1955年冬，章次公先生用独参汤治林伯渠术后呃逆成功。陆广莘从徐衡之那里听到这个病例，至今仍描绘得有声有色。我曾经根据陆广莘的回忆，写过一篇短文《章次公先生治林伯渠术后呃逆》，记述了这件事情。 当时，次公先生看到西医迅速发展、中医艰难前行的局面，面对中西医非“结合”不可的形势，告诫说：“欲求融合，必先我之卓然自立。”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代中医的座右铭。 陆广莘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到北大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正逢徐衡之当中医科主任。徐衡之是章太炎的学生，思想开放，学验俱丰。他提出中医科实行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共同观察”的方针，坚守中医理论，对西医的诊治要求做到“心知其意，不为所囿”，现在也成了中医界的一句箴言。 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都是上海国医学院的创办人。陆广莘与三位老师的缘份，特别是和章次公、徐衡之在北京的会面和共事，成为志同、道合、人和的佳话。 览观杂学，历多达妙 陆广莘是一个“圣之时者”。他处于中西汇通的时代，养成了“览观杂学”的读书习惯，终于达到了“历多达妙”的学术境界。 陆广莘的生生之道和正气医学，首先从哲学上找到依据。黑格尔说，“一切对生命体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由生命体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过的东西。” 陆广莘非常欣赏苏联传染病专家达维道夫斯基的话：“传染病病理学的研究发展，不在于发现更多的病原体，而是对已知的、甚至更少的病原体，机体对它的典型性反应。” 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揭示以农药为代表的直接对抗和以化肥为代表的直接补充，带来对人类及其自下而上环境的化学污染。人们才认识到近百年来，由于大量使用化学合成药的化学疗法，带来与药物有关的化学污染。”陆广莘说，抗生素相当于农药，激素相当于化肥。环境激素的泛滥，带来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白血球减少，精子数下降。他十分同意日本学者由田真的观点，即“公害是有机生命体对环境刺激因素所做出的反应和适应过程。” 对于支持人体正气反应的另一种西医理论，也引起陆广莘的注意。在1963年研究命门学说的时候，陆广莘就提到：“迄今认为，在大多数急性感染的转归（死亡或生存，全恢复或转为慢性），是取决于机体的先天性或种属免疫的非特异性抵抗，而后天性或获得性的特异免疫的重要性，只是在于预防再度感染。命门学说的治疗学成就，将为我们提供关于如何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力的重要线索。”当年陆广莘在北京医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国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家谢少文教授曾说过：“中医药作用的反应，基本上是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不完全是特异性免疫反应。而且特异性免疫是建立在完整的非特异免疫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非特异性免疫的基础不扎实，特异性免疫的形成也非常困难。”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坎农也说：“非特异性抵抗的存在是特异性抵抗能够形成的根本基础。”这些现代医学家的论点，从免疫学的基础上，把人体内存在的健康因素和愈病能力一语道破，使陆广莘又一次感到中西文化的汇通之妙。 顺应潮流，回归医旨 陆广莘医学思想的发展是与国际的医学前沿相同步的。我们可以从世界医学的变化中，感触到陆广莘医学思想的脉搏。1970年德国科学家拜因豪尔指出，“对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如果一旦有所阐明，这就意味着医学的发展具有质的飞跃。”陆广莘认为，中医就是讲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199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严厉批判“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在中国，陆广莘是疾病医学最激烈的批判者。1993年，全世界14个国家讨论“医学之目的”。《“医学之目的”国际研究计划》尖锐指出：“当代世界性医疗危机，根本上由于近代医学模式只是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强调：“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群或人类健康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早在1962年，陆广莘在研究王履文章的结语中，就“认为医药的手段是帮助恢复人体本身具有的机能间互相制约的调节作用”。1973年，陆广莘认为“医学应该成为广义的卫生学”。他说：“是致病作用还是治疗作用，不决定于该环境因素的成分是什么，它必须以机体为中心，必须以人体为中心，决定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主体性反应。”1981年，陆广莘说：“医学本质上是一门动员的医学。”1996年，陆广莘提出：“医学与哲学一样都是属于为了人的自我发展的人学，医学则是关于人对自我健康能力的自我认识发展的健康智慧学。”1999年11月，陆广莘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节的开幕式上提出：生物医学要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疾病医学要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对抗医学要前进上升为生态医学。化学层次物质构成的医学观要前进上升为生命层次自组织调节的医学观。 在这期间，1993年“医学之目的”国际大讨论和应邀去美国以“人的自我痊愈能力”（HEALING FORCE）为题进行讲学，是陆广莘医学思想取得新的升华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陆广莘主要为阐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人体的自选择、自组织、自稳态、自演化、自调节功能而自言自语；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从世界医学史的宽阔视野出发，大声呐喊，猛烈抨击疾病医学模式，积极提出建设生态医学和健康医学的命题。在中医基础理论方面，树立“重铸中医魂”的宏伟理想，决心重建中医的主体价值体系，攀登中医学高峰。 善于海纳，勇于思辨 陆广莘对王履的画才文才医才，都非常钦佩。他认为“王履的医学著作，主要为论辨性文字。”陆广莘在学术研究中，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厚德载物”，超越包容，抱有宽广的学术气度；同时坚守独立思考，直抒己见，遇事不默，不为人讳，充分舒展了他的文字功力和论辨之才。 陆广莘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章太炎反对五行学说的文章。章太炎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又是上海国医学院的院长，论辈份是他的师祖。太炎先生否定中医的五行学说，在中医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陆广莘撰文认为：“如果它（指五行学说）的确是广大中医藉此以解释临床病象及指导临床实践不可或失的有力根据，则不能因为现代医学科学不能解释而粗暴地否定它。”这里明显看出陆广莘卓然自立的学术姿态。 对于《内经》，陆广莘烂熟于心，奉为圭臬。但他认为，“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句，过分强调了外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体自身的生命功能。他对有些中医专家研究中药，强调“多组分，多靶点”的观点，也不予苟同。他认为中药是通过人体吸收、应答以后才发挥作用的。他说，北京大学医学院王叔咸教授说过，“中药不是有效成分对作用靶点的抵抗物，而是前体药，是经过生命体自组织、自演化以后产生效应的，是接受生命体的自主调节之后发生作用的。” 陆广莘认为，“科学是重要的，但不能成为中医发展的阻力，不能成为霸权，更不应该霸道。现代医学力求客观化、科学化。我的观点是，应该使科学医学化，而不是医学科学化。”陆广莘认为医学是生命科学，不是物质科学，物理化学可以帮助医学，但不能代替医学。他主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设人体生命科学。把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包括现代医学的成就，都包容进来，利用起来，超越以往，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陆广莘是国医大师。海水不可斗量。前几年，我对《中医学之道》涉及的典籍和人物作了一个统计，其中引用中国古籍（包括中医古籍）65种，外国典籍6种，中国学者49人，外国学者39人。陆广莘的成才之路，既非通衢，也非羊肠，比作攀登，更难追踪。以蠡测海，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大江流水，暂作一瓢饮。不能尽醉，已知甘冽矣！（本文据诸国本在“国医大师陆广莘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陆广莘健康医学研修班”上的发言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