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疫病理论源于实践

　　●中医在防治瘟疫的实践中，发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特点，通过掌握临床特征及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能在紧急而又特殊的时候显示出早期干预、毒副作用小，能减少西药后遗症、并发症等优势。

　　●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能力，需要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中医药领域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机制；发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加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艾滋病、SARS、人禽流感等突发性、传染性、病毒性疾病的不断出现，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中医药防治疫病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医瘟疫理论产生、发展与防治瘟疫的实践，在历代瘟疫防治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尤其是在2003年防治SARS过程中，中医药治疗SAR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被国内外认可。然而，在防治突发流行性传染病方面，中医药的优势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面对随时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作用？这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医疫病理论源于实践，至今有效

　　历史上中医药在治疗热病及瘟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瘟疫流行常常带来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如发生于公元6世纪的世界上第一次鼠疫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发生于14世纪的第二次鼠疫流行，整个中东地区有1/3人口死亡，其中城市人口有1/2死亡。但是在我国，自西汉一直到明代，人口数基本上在46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瘟疫流行并没有引起大幅度的人口数量下降。到了清代，虽然从现存的文字记载看，这一时期瘟疫流行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但人口数量却有了大幅度增长，至乾隆年间，达到了2亿多，这和清代中医温病学的形成和成熟有很大的关系。

　　回顾中国医学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瘟疫理论创新产生发展于汉末与明末和清代，这也是中医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的出现；一个是明末清初“温病四大家”的著述，使瘟疫理论进一步发展起来。

　　中医瘟疫理论代表性的辨证方法，主要包括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的“六经辨证”、吴有性《温疫论》提出的“表里九传辨证”、叶天士《温热论》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温病条辨》提出的“三焦辨证”等。这些辨证方法在中医药防治瘟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共同特点，是以一类性质相同的“病”为基础，分析此类疾病整体发展过程，提炼能够代表这个发展过程的几个层次，并抓住外感热病的总体特征及分期特征，在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指导下，将这些各层次各具特征的认识串联起来，升华形成指导临床的“辨证方法”，然后回到临床实践中去指导辨证。临床中则注重辨病辨证结合、抓临床特征、抓传变规律和病因病机等。

　　近几十年来，中医药在防治乙脑、流脑、出血热及SARS等传染病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7月11日全球SARS疫情报告，截止到日内瓦时间2003年7月11日17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病例数5327例，死亡348例，死亡率6.53％；中国香港累计报告病例数1755例，死亡病例数298例，死亡率16.98％；中国台湾累计报告病例数671例，死亡病例数84例，死亡率12.52％；加拿大累计报告病例数250例，死亡病例数38例，死亡率15.2％。尽管SARS在中国内地发病最为严重，但治疗效果最好，其死亡率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汇总各种治疗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对SARS的有效治疗得益于中医药的参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总结广东和北京两地的经验后宣布，中医药治疗SARS具有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副作用等优点。中医药对SARS的治疗作用也引起国际社会重视，美国卫生部门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有效地控制SARS疫情，中医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未来一旦纽约或美国爆发SARS疫情，中医的防治经验值得借鉴。

　　对病因不明的新发传染病，中医可辨证论治

　　虽然古代中医并不明了引起各种不同传染病的病原体，但是中医在防治瘟疫的实践中，发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特点，通过掌握临床特征及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能在紧急而又特殊的时候显示出令人瞩目的优势。中医瘟疫理论与实践的这一特点，使中医在国家民族遭遇突发传染性疾病的危急时刻，能够有所作为。

　　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即是从整体出发，着眼于人体的异常感觉和异常特征，通过对不同症状的分析、综合，来推测疾病的原因、性质与部位，并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根据证候的性质进行针对性治疗。这种独特的诊治方法，在无明确病因的症状出现开始即可进行治疗，而无需等到病理指标出现阳性。因此，当面对病因不明的新发传染性疾病时，中医可根据入侵病原体引起的人体异常反应，即分析四诊收集到的症状、体征来诊治病人，实现对疫病有效的早期干预。

　　中医学虽然未提出细菌、病毒的概念，但是提出的“戾气”“邪气”等概念与现在的微生物致病特性有类似的地方。中医学强调天人合一，特别重视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对于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尤其重视气候和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如蒲辅周在治疗乙脑时总结到：“1955年石家庄市因自然气候偏热，所发之脑炎，属暑之偏于热者，故用仲景人参白虎之法而收效特著；1956年北京市因自然气候偏多雨湿，所发之脑炎，偏于暑之湿者，故用石家庄的经验而不能奏效，改用通阳利湿之法则疗效迅速提高。”因此，对石家庄的乙脑治疗经验进行符合北京市当年流行情况的补充，又提炼出“湿”这一证候要素，并相应提出了包括“通阳利湿法”在内的八大治法。

　　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个体化诊疗模式、强调“治未病”的诊疗思想，以及“天人相应”、“形神统一”、“阴平阳秘”等理论，有效地指导着传染性疾病的防治。

　　中医治病毒性疾病，关键在提高免疫能力

　　面对各种病毒性疾病，西医所能采取的办法，除了公共卫生预防外，一是注射疫苗以增强人体特异性免疫力，二是服用特效抗生药物以杀灭抑制病毒。然而由于病毒不断变异，以及引起传染病病毒的结构和性质难以确定，疫苗的研制不一定能有效防控突发的病毒性疾病；特效抗生药物之研制也非一蹴而就，但中医的辨证论证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中医可根据患者不断变化的症状、体征及时进行诊断治疗，而不是必须明确病原体后才实施干预。

　　中医药治疗病毒性疾病的优势，并非只针对病原体，而是通过整体调节，提高人体综合免疫能力，即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抑制病毒的目的。研究表明，在作用于体外时，板蓝根、双黄连等本身的抗毒效果不如病毒灵，但患者服用后，中药的抗毒效果却明显忧于西药。

　　我们课题组在临床运用透表解毒法治疗流感、感冒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疗效确切的基础上，根据中医瘟疫理论及对SARS的认识优化了中药处方，形成了中药复方制剂安替威（金柴抗病毒）胶囊。这是当时最早被证实对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药复方之一。研究结果显示：安替威胶囊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整体来讲，有针对病因的抗病毒作用，有针对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力的作用，也有针对病变环节的抑制病毒及缓解化学物质引起的肺部炎性病变与退热等作用。从微观来讲，安替威胶囊可直接作用于细胞本身，提高病毒攻击后的细胞膜脂质流动性，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感染。同时，还可以抑制炎症因子NO的释放，降低由其引起的肺损伤，充分显示了中药作用的多环节、多向性，体现了中药在应对SARS等急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优势。

　　中医优势：毒副作用小，减少西药后遗症、并发症

　　从中、西医治疗SARS的效果看，单独采用西药治疗的病例中，曾出现大面积股骨头坏死的情况。虽然激素在控制SARS病人病情，挽救患者生命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副作用——骨坏死就是其中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在北京2000多名SARS患者中，有400多位医务工作者。2004年3月，北京市卫生局对这400多位医务工作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有138位发生了骨坏死，发病率为34.5%。李子荣等对551例SARS患者进行骨坏死普查，在使用激素3~6个月后，骨坏死发生率为32.9%。

　　我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骨坏死的发生率达50%；而采用中医治疗的，基本无后遗症。这充分证明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能够减少西药后遗症、并发症的优势。

　　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能力

　　中西医学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上各具特色，这两种医学的差异和特色使其在治疗不同疾病或疾病不同阶段时各具优势。而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理论与实践，在防治突发病毒性传染病时有其优势，可以弥补西医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中医药这一优势，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以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

　　首先，要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只有自身能力提高，才能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5年，当禽流感开始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我国卫生部及时发布的《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修订版)》中有了完整的中医药治疗方案。中医药的快速介入表明，与SARS时期比较，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其次，要在中医药领域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机制，特别是要通过资源共享、协作攻关、优势互补、技术支持、联合共建等一系列形式建立协作机制，提高中医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整体能力。

　　再其次，要发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加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方面的研究。（本文摘编自《中医心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