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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以脾胃为人身之本，特别强调脾胃升发的重要作用，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因此在治疗上则着重益气升阳。他说：“此阳气衰弱不能生发，不当于五脏中用药法治之，当以《脏气法时论》中升降浮沉补泻法用药耳。”他是从调整脾胃升降着手治疗脏腑机能失调疾病的。如四时治疗疾病，“补之以辛甘温热之剂及味薄者，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也……在人之身乃肝心也。但言泻之以酸苦寒凉之剂，并淡味渗泻之药，此助秋冬之降沉者也，在人之身是肝肾也”。说明辛甘温热之剂有助肝气的升发与心阳的温煦，酸苦寒凉之剂有助肺气肃降与肾气蛰藏。可见辛甘温热益元气，甘苦寒泻阴火不独能调治脾胃的升降功能，还可调治由脾胃所及的肝心肺肾四脏的疾病。 李东垣创立的代表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即以黄芪益肺气而固卫，党参、甘草补脾元泻阴火，白术健脾气而除湿，当归和血，柴胡、升麻辛以升阳，并引诸甘药上升，陈皮助阳气上升又散滞气，合而成辛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元气足则阴火敛，故为甘温除热之名方。同时亦须根据证情而佐以甘寒苦降之药，如黄连、黄芩、黄柏、朱砂安神丸等以直泻阴火，因为阴火的潜降又有助于元气的恢复。但泻阴火之药可暂用而不可久用，因恐其泻阳气而反陷。所以补气升阳是基本大法，而潜降阴火乃权宜之计。东垣说：“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苦甘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肝肾之下，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可见用火酒炮制苦寒泻火沉降之药，能使其先升后降，则苦寒既不伤阳而复又能去其阴火。李时珍说：“酸寒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以盛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本草纲目》）对升降浮沉用药法予以高度评价。 李东垣还认为：“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升……”大法云：“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这样，他便将汗法赋予新义。认为升麻、柴胡、葛根、二活、防风等辛温之药不能作汗法用，而是取其风燥升阳，使脾胃之气升浮，生长之气旺盛。他说：“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命阳气生，上出于阴分，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大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风药不但升脾阳，而且有助肝胆之气的升发。阳气升发，便起着泻阴火的作用。在用这类升浮药物的同时，往往同时用以甘温益气的药物；则升阳而不伤元气。这种配合法，既能升脾阳燥脾湿，又能益元气散阴火。方如升阳散火汤，升阳除湿防风汤等为其代表方剂。 李东垣还根据《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教，十分重视随四时气候变化用药，强调本四时升降浮沉之理，如春夏助其升浮，秋冬助其降沉。由于四季之温热凉寒过则为灾，故“如春有疾，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秋月有疾加温气药；冬月有疾加大热药，是不绝生化之源也”，但若“变生异证，则当从权施治。假令病人饮酒，或过食寒，或过食热，皆可以增病，如此则以权衡应变之药，岂可常用之”。可见其立法处方，既法天地阴阳之理，遵循升降沉浮之常道，但又根据病情灵活应变。这种顺天气调根本、御时邪防新病的用药法，对后世颇大影响。如清叶天士在临床上也很注意本四时气候而用药。在脾阳不升、元气不足、阴火内生的疾病中，李东垣提出了“病禁”的问题，认为药物饮食皆有所禁忌。李东垣说：“如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之病，则凡饮食之药，忌助阴泻阳。诸淡食及淡味之药泻升发以助收敛也；诸苦药皆沉，泻阳气之散浮；诸姜附官桂辛热之药，及湿面酒大料物之类，助火而泻元气，生冷硬物损阳气，皆所当禁也”。他在预防和临床治疗方面，都时刻注意顾护脾元，以利恢复和维护脾胃的升降机能。 李东垣升降浮沉理论，是为补土派学术理论之核心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