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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午亭(1516~1601年)，名淙。明·嘉靖万历年间新安歙县富山人，自幼攻读儒学,为邑之秀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堂兄余傅山（为湖北钟祥县令，工儒通医）辞官回归故里后，在歙邑常与名医汪宦、吴篁池、汪双泉等一同研讨医理，并设堂讲学，给余渥、江、吴等弟子论述脉学与证候，颇为独到精辟（见《论医汇粹》）。并尝以自己所得医术传于午亭，劝说午亭弃儒从医，告诫午亭从医医德为重，曰：“士人遭际不遇，诚能益世利人，斯不负所学。”受堂兄余傅山的教益及影响，余午亭遂弃儒而专心研究医学。由于余午亭儒学功底深厚，才智聪慧，秉承新安医风，临症治疗，效如桴鼓，医者仁心，大医精诚。故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被后世称为“新安余氏医学世家”的开山祖师。 余午亭是明代新安著名临床医家，有着十分丰富的临证经验，其十分重视养生及培护“元气”，即正气及脾胃的作用，认为正邪相争，正气是主要方面，如体弱气虚，而后风邪中之；中气既虚，邪热得以深入。其强调在治疗上注意扶助正气，认为土是万物赖之以养，血气赖之以生者。人之有肾，犹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制阳光、健筋骨、生精神，都与肾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而余氏诊病十分善于调理气机。其根据“百病生于气”之经旨，指出：“善治风者，以气理风，气顺则痰消”；“治痰者必以健脾为主，顺气为先，脾运则痰运，气旺则痰行”；“治嗽者当以消痰为先，治痰者又以顺气为要。”“凡津道之逆顺，皆一气之通塞为之也”。又曰：“人知失血多系于血，而不知失血之原于气，盖气与血不相离者也。”因而其在治疗中风、痰、嗽、失血，淋症等病，皆以顺气为先，另酌加理气之品。余氏临证经验丰富，不仅辨证精细，而且用药灵活善变，总是根据思辨其证候不同，分别施以补气、益血、滋阴、温阳、化痰、理气、清热、催吐、通下、舒筋活络、芳香开窍之剂，视其标本缓急，择其最重者而先治之，审其先发者而专攻之，从不拘泥，故而处置得当，奏效神速，求治者甚众。明代徽籍刑部尚书钱景山、刑部左堂杨东桥、学士沈十洲等达官显贵均向他求治。就连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一品副国相许国大学士也求治于余午亭。据《余午亭医案》载：许学士逾六十，患痰火症。病始，诸医循其痰火症象，均以降火清痰法作实症论治，病却有增无减，出现烦躁、幻觉、谵语、发热,已至虚极。后经余午亭诊之，余氏认为许国正气已伤，病属虚证，言其用药太峻使然，旨在迅速退热，当选养血清热剂，加温补的人参五分微量，示意力戒盲目温补，许国病乃始愈。 在学术思想上，余午亭经长期临床实践，敢于思辨探索，且不盲从前人“湿邪郁久可化热”观点，提出了“热能化湿说”、“火病不能尽用寒凉”说。又如膨胀，其敢于对东垣提出的“属寒者偏多”权威论提出不同见地，而提出“属热者偏多”说。同时，余氏还对当时新安医家十分推崇的朱丹溪“苦寒养阴法”也提出了疑义，治疗阴虚火旺症避而医家们都喜用的知柏加四物汤，而自拟：薏苡、百合、桑皮、地骨皮、丹皮、枇杷叶、五味子、麦冬、酸枣仁等，佐以生地汁、藕汁、乳汁等，视病情症候加减，常常应手而效。新安名医吴昆（著有《医方考》）从其学，子时雨（字小亭、以医鸣世）、时庠（字仰亭、曾任徽州府医官）、孙幼白、曾孙士冕、经之隽、林发、卫苍、至八世孙昭令等传其学。 余午亭的著述有《诸症析疑》、《余午亭医案》、《医宗脉要》著作十余种。《诸症析疑》共四卷，载内、妇、杂病六十六症，八百七十五方。午亭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古人医学著作之浩瀚，博则繁，约则漏，故而采取古人合乎经旨的纯正方论，摘论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药物性味功能、脉学《四言举要》，配以图解，汇成一籍。其书提纲挈领，多而不繁，约而能畅，介绍内科杂病为主，兼而五官、妇科等病症，有论有方，便于检阅，是一部较好的内、妇科专著。又由曾孙余士冕略加补充、校订，称之为《苍生司命》。后学爱其编而争相传抄，传至余氏八世孙昭令，方于乾隆十一年(1746)正式刊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