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于2020年4月3日发表了“中医治疫，源远流长”一文，论述了中医治疫源流、病因分类和重视预防等问题，然意犹未尽，特撰写本文，予以补充，作为续篇。
考历代中医文献治疫的大法颇多，其中代表性的有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提出“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对疫病治疗提出了发散、解秽、清中、攻下、补虚等五法，并列香苏饮、普济消毒饮、神术散、败毒散、人参白虎汤、黄龙汤、四顺清凉饮等常用方剂。尤怡《金匮翼》也提出治疫五种大法及代表方剂，即表里俱备而盛于表者用普济消毒饮；病不在表又不在里而直行中道者用达原饮；表里俱热者用三黄石膏汤；邪盛于表而里无热证者用败毒散；寒湿客于肌表者用圣散子。迨温病大家叶天士、吴鞠通出，疫病的治疗大法始有绳墨可循。叶氏《温症论治》提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吴鞠通《温病条辨》谓“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现代《温病学》一般将温病（含温疫）治法归纳为解表、清气、和解、祛湿、通下、清营、凉血、开窍、息风、滋阴、固脱等法，各有其适应证和常用方剂。
究治法，识重点，方能提高疗效
我们根据学习心得和实践体会，认为在疫病众多治法中，抓亮点，识重点，对今天防治急性传染病有着重要意义。
因势利导，放邪出路
中医治疗瘟疫等外感病，很重视放邪出路，即通过治疗，促使病邪从外而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就是根据病邪所在部位和病情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地采取放邪出路的方法。
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内经》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为后世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树立了津梁。
金元时期，刘河间制防风通圣散，融解表、泻下、渗利于一方，使表里上下之邪由窍道而出，实为放邪出路的经世名方。张子和治病十分重视攻邪，尝云：“邪气加诸于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其“攻之”“去之”之法，他概括为汗、吐、下三法，其意亦无非是开窍道，给邪以出路，“邪去而元气自复”。
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治病十分重视放邪出路，如吴又可《温疫论》强调“客邪贵乎早逐”，并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称此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尔”。尤引人注目的是，吴氏很推重通里攻下之法，主张“急证急攻”“因证数攻”，并明确指出攻下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家“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足见其对放邪出路之高度重视。继吴又可之后，叶天士、王孟英辈治疗温病（含温疫），亦力主放邪出路。如王孟英说：“暑湿热疫秽恶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伤气分，而渐入营分，亟宜清凉疏瀹，俾气展浊行，邪得下走，始有生机。”其着力于放邪，跃然纸上。
由是观之，“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清代医家周学海语）我们认为，中医祛邪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与西医病原疗法比较，虽同是针对病因病原而治，但两者在运用方法、作用机理等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研究已证实有不少中医祛邪方药，特别是清热解毒类方药，有良好的杀灭或抑制病原体的作用。这在沟通中西医理论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单纯局限在直接抗菌、抗病毒等实验来探讨中医祛邪法的作用原理，也许很多问题找不到正确答案，难以作出令人置信的解释。如蒲辅周老中医曾用桂枝汤类方治疗“表虚而喘”的腺病毒肺炎、各地用白虎汤治愈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若从其方药组成来分析，很可能无明显、甚至没有直接抗病原体的作用。
究竟中医祛邪法的作用原理何在？要搞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重视中医传统理论和实践，建立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实验体系和方法。就祛邪法的实验研究而言，应从整体出发，多方面、多层次、多途径地予以研究。对此不少学者已从免疫、代谢、消炎、退热、毒素排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更应结合中医祛邪法的特点，在“因势利导”“放邪出路”等关键问题上多下功夫，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逐步揭示其奥秘，阐明其实质。譬如，对湿热病的治疗，中医很重视通利小便，导邪外出，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我们不妨将患者治疗前、中、后的小便作一番比较，分析其有何改变，到底有无“湿”的成分排泄出来。或许这种未知的成分还难以被目前的检验条件和方法所发现，需要我们作新的探索。倘若能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必将为中医“放邪出路”的治法提供客观依据。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医特色的发扬，还有可能为现代治疗感染性疾患等闯出一条新路子，提供新技术、新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疗效。再者，中医祛邪法的作用机理，主要还在于改善机体的内环境，激发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达到消除病原微生物的目的。
毒随邪入，清热解毒
疫病的证候特点，多为热胜毒盛，因此，清热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中广为应用。温病学的开山鼻祖刘河间治疗温病（含温疫）很重视清热解毒，王孟英盛赞其“创立清热解毒之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喻嘉言治疗温疫尤推崇解毒之法，谓：“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指出温疫“证显多端，要以寒凉解毒则一”。邵登瀛《瘟毒病论》更明确指出“疫重解毒”，尝谓：“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尝考古方，以解毒、消毒、败毒名，及以人中黄、生犀、大青、青黛、元参、黄连立方者凡几十首，皆解毒之品。”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创制了不少清热解毒的经世名方，诸如银翘散、化斑汤、清宫汤、清瘟败毒饮等，广泛应用于温病温疫临床，古今收效多多。
疫易伤阴，生津养液
鉴于疫病易出现伤津劫液的病理特点，因此，养阴法是治疗疫病的重要法则。前贤治疗温病（含温疫）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温病、温疫学家对养阴法的理论和实践曾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吴鞠通尤为突出。他将养阴法分为甘寒养阴（如沙参麦冬汤）和咸寒养阴（如加减复脉汤）两大类，分别适用于肺胃津伤和肝肾液耗，极大地丰富了养阴法的应用范围。
在现代急性传染病治疗上，充分显示了养阴法的重要作用，以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为例，有人提出了早用、重用滋阴生津的见解。所谓早用，即在本病的初期就须使用。在发热期，只要见到舌红少津，口渴或汗出较多，就参入生津之品，如生地、麦冬、芦根、天花粉等，可使病人的低血压和少尿期的危重时间缩短，变证、险证减少，而且无留邪之弊。所谓重用，即在本病低血压后期和一进入少尿期即重用生地、玄参、西洋参、麦冬之类。其中生地常用至60～120克，玄参常用至30～60克，这有利于缩短危重期，提高临床疗效。
以上三个亮点，在这次新冠肺炎治疗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和发挥，彰显了中医治疫的特点，意义非同小可。
知短处，重突破，方能创新发展
中医治疫有过辉煌的历史，现代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广大医务人员运用中医药方法，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和新冠肺炎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医药在对高热、惊厥、昏迷、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和严重水电解质平衡失调等急症和危重症救治的不足。面对薄弱环节，我们认为需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加强文献研究和验方搜集
加强中医古代文献特别是有关温病疫病专著的研究和民间单验方的搜集，从中发掘和筛选出更有效的防治方药。如《吴鞠通医案·温毒》所载的代赈普济散（由桔梗、牛蒡子、黄芩、人中黄、荆芥、银花、蝉蜕、马勃、板蓝根、薄荷、玄参、大青叶、大黄、连翘、僵蚕、射干等组成），其解毒作用较普济消毒饮、银翘散更强，而且方中运用了如板蓝根、大青叶等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有较好抗病毒作用的药物，极具开发价值。又如《肘后备急方》载破棺千金煮汤，方由苦参一味组成，云治“时行气，垂死”，单捷小剂，作用专一，很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剂型改革须不断深化
鉴于疫病大多势急病重，传统的中医给药方法往往有缓不济急之慨，今后剂型改革须进一步加强。醒脑静、参麦注射液等新剂型就是很好的案例，可适应急症和危重症的抢救需求。
研制专病专药
所谓“专病专药”是指针对某种病症的特异治疗方药。明代温疫大家吴又可早有“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期盼。在中医古籍中，不乏此类方药的记述，如白头翁汤治痢疾、茵陈蒿汤治瘟黄、普济消毒饮子治大头瘟、截疟七宝饮治疟疾等等，其特点是针对性强，疗效显著。其实专病专药的疗法与辨证论治并不矛盾，两者会起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现代治疟良药青蒿素的开发成功，更说明专病专药研制的重要性。
只要我们传承学术精华，勇于开拓创新，中医药治疗疫病必将取得更多的成果。“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人类在消灭传染病斗争中，中医药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盛增秀 陈永灿 庄爱文 白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