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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皇帝 ( 爱新觉罗·玄烨，1654— 1722) 喜好西学，经耶稣会士张诚 ( Jean- Fran?ois Gerbillon) 、白晋 ( Joachim Bouvet) 、巴多明 ( Do- minique Parrenin) 等的侍读、讲解，对西医兴趣浓 厚，对西药颇具见地。存世的传教士满文著作 《钦定格体全录 》 《西洋药书》等客观反映了这段 史实，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1 －4 ］ 。关注西医西 药的同时，康熙帝对待传统医药 ( 包括中医药、 民族医药等) 的态度如何? 有何观点与主张? 探 讨这些问题，尝试分析研究，对中华文化及传统医 学传承脉络的梳理具有积极意义。 1 探本溯源，酌古准今 康熙帝对医药治病救人乃至影响国家社稷的思 考尤为深入，训曰 : “医药之系于人也大矣” ［5 ］190 。 他反复阅读 《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并赞 许有嘉，曰 “《黄帝素问 》《内经》诸篇，观其义 蕴，实有恻隐之心; 民生疾苦，无不洞瞩” ［6 ］ 。为 此，康熙帝对历代医书之真伪甄别极其自信，训 曰 : “朕自幼所见医书颇多，洞彻其原，故后世托 古人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 ［5 ］119 。清初统治者稽 古右文，对于传世的中医药典籍也极力推崇。 康熙帝对医学理论领悟匪浅。如谈及 “两尺 脉属两肾” ，除明晰脏腑表里相配外，还设问: “惟命门为虚寄，或云属火，或云属水，总无确 说” ［7 ］109 。两尺脉何以分属两肾水火，确为历代医 家纷争的问题; 康熙帝采用朱熹以 “贞固”二字 解释北方水地 、《左传》述上古水正之官员为修与 熙二人治理这两种说法作依据，医理上亦成一家之 言。此外，康熙帝精医通药亦为世人熟知 ，“清初 六家”之一的查慎行曾感叹曰 : “上留心医理，熟 谙药性” ［8 ］ 。 “熟谙药性”绝非奉承之言。如草本野生植物 “沙蓬米” ，康熙帝亲自品尝，认为 “性暖，益脾 胃，易于消化。好吐者食之，多有益” ［7 ］41 。又如 “金光子” ，即酸枣仁，康熙帝引地方志 《闽书》 与本草专著 《政和本草图经》论述产地、来源， 并指出其形态、功效为 “核圆而坚，多窍，人心 之状，圆外窍中，故此果专为心家药” ［7 ］119 。对于 药名、药效的疑问，康熙帝更是敏学好问，探本溯 源。如对治疗他咳嗽的肺胸舒丸中的药物金银香 花，康熙帝就曾提出质疑 ， “所说金银香花，据 查，在 《本草纲目》中并无此名，有金银藤，或 是金银藤花吧” ［9 ］28 。康熙三十九年 ( 1700) ，内府 发现弘治十八年 ( 1505) 明政府组织编修、刘文 泰主纂的 《本草品汇精要》 ，康熙帝遂命太医院吏 目王道纯等重新绘录一部，并从 《本草纲目》等 书内增补约四百九十条，成为续集十卷 ［10 ］ 。此举 对于保存古代本草文献可谓贡献巨大。 2 疗效居先，晓谕广众 研读医理同时，康熙帝尤其看重治疗效果。如 对进献金鸡纳霜 ( 奎宁) 治愈他疟疾的西士洪若翰( Jean de Fontaney) 等饱施恩赐 ，“特于皇城西安 门内，赐广厦一所” ［11 ］ ，但同样为他治疗疟疾的御 医们虽日夜诊护，却因疗效不佳而深受重罚 ，“孙 斯百等误诊朕病，强用人参，致朕烦躁甚病，…… 孙斯百、郑起鹍、罗性涵俱从宽免死，各责二十 板，永不许行医” ［12 ］ 。这一事件绝不如传教士所宣 扬之西方医药的胜利，而是在康熙帝心目中，疗效 才至关重要。此外，对于行之有效的方药，康熙帝 毫无保留地公昭天下以惠济百姓 ，“是故朕凡所试 之药，与治人病愈之方，必晓谕广众。或各处所得 之方，必告尔等共记者，惟冀有益于多人也” ［5 ］119 。 康熙帝得 “种痘之方” ，大力推广 “人痘接种”预 防天花。 当然一味强调疗效的康熙帝也难免有以偏概全 之时。如对于灸法，他就认为 “灸病者非美事， 而身亦徒受其苦。朕年少时尝灸病，厥后受方，即 艾味亦恶闻矣，闻即头痛，徒灸无益” ［5 ］191 ，过分 注重个人感受，对行之有效的灸法形成了误判。另 一奏折批谕亦可见康熙帝对于针灸的态度，即康熙 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皇三子胤祉奏诏，意大利画 师聂云龙 ( Giovanni Gherardini) 右肩疼痛，已派 遣御医凌易风、尹德诊视，二医力主针灸，但聂云 龙拒不肯受，奏报皇上裁定，康熙朱批 : “西洋人 既不欲针灸，则听其便，勿得强迫” ［13 ］331 。这体现 了康熙帝对西来学者的关护，及对待针灸似乎较为 宽容、理性。 3 药病相宜，饮食为重 康熙帝主张方药与疾病相对应，用药贵乎与病 证相适宜。训曰 : “药惟与病相投，……是故用药 贵与病相宜也” ［5 ］120 。他训诲医家以前代贤医为典 范，对症施治，认为 “古人立方，各有定见，必 先洞察病源，方可对症施治” ［5 ］190 。又以亲身经历 反复告诫 : “又尝见药微如粟粒而力等大剂，此等 非金石之酷烈，即草木之大毒。若或药投其症，服 之可已，万一不投，不惟不能治病，而反受其害。 其误人也，可胜言哉” ［ 5 ］ 190 ; “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 脾，宜于肺者不宜于肾。朕尝谕人勿服补药，…… 朕之调摄，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 ［ 14 ］ 。 康熙帝尊 《灵枢经》所谓 “五脏有大小、高 下、坚脆，故饮食嗜好不齐” ［7 ］154 。反对滥补，视 人参等补药为 “趋奉迎合之小人” ，认为饮食有 节、温凉有度、起居有常才是养生之道。对此闻性 真曾撰文 《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进行专门研 究 ［15 ］ ，韦泽则从节、慎、劳、怡四个方面对 《康 熙帝 〈庭训格言〉的养生思想》展开分析 ［16 ］ 。《黄帝内经太素》 康 熙帝曰 : “养生之道，饮食为重，……若或内伤， 饮食者禁之犹可; 至于他症，自当视其病由，从容 调理，量进饮食，使气血增长” ［5 ］121 ，对内伤、外 感的不同饮食要点训谕得十分清楚。 日常生活中，康熙帝盛夏暑月不开窗、不纳风 凉 ［5 ］9 ; 在外出猎时，衣着厚实，预防寒冷 ［5 ］154 。 对于亲近大臣、股肱文武，康熙帝好为人医，每每 赐以珍肴、灵药。如康熙帝近臣镶黄旗包衣赫世亨 患寒暑伤气之证，发热烦躁，下痢红白，色如鱼 脑，病势险大。康熙帝派遣御医张睿、刘声芳，经 加减调中益气汤、加减归芍六君子汤等治疗逐渐起 色。康熙朱批 : “赫世亨今既已活，病得痊愈，则 心勿烦闷，好生调养，必速康复。病才稍愈，若不 调养，年已六旬，难保不犯。理气健脾丸之药，滋 补脾胃，且能消食，每早一钱，用小米饭汤送服， 想必有效，往御药房取之饮用看。除此之外，勿得 饮用一切补药、人参等物。……燕肉在京城可得， 此为彼所好者” ［13 ］528 。康熙帝对于脾胃健运、饮食 调养、参茸补药的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4 兼采蒙古、喇嘛医学 康熙帝不仅对传统中医药感同身受，对于外来 药物、民族药材的使用也颇有心得 。 “药料之名， 有中外声音相似者” ［7 ］56 ，康熙帝采用音韵训诂， 对诃黎勒、莨菪子等来源进行考究，并采用实地考 察法加以验证 。“如蒙古有损伤骨节者，则以青色 草名绰尔海之根，不令人见，采取食之，甚有益。 朕令人试之诚然。验之，即内地之续断” ［5 ］120 。蒙 古部落所见之青草绰尔海的根部 ( 即续断) ，康熙 帝派人尝试、检验，确有续折接骨之功效。 康熙帝十分信任蒙古医药，如正黄旗包衣护军 参领莫尔洪暑湿伤气下痢，经刘声芳等久治不愈， 康熙帝对御医颇为不满，亲自提出方案，以蒙古偏 方治疗 : “朕处侍卫迪纳亦系此病，曾经大夫医 治，亦未见好。蒙古大夫使其服用兔脑，又用几味 药调治，现已痊愈。故缮清药方所用药名，俟晚上 送往供鱼房，即照此方试治” ［9 ］48 。此外，康熙帝 对喇嘛医学同样重视，如 “康熙四十四年七月， 大阿哥福晋张佳氏育喜后忽然出血，病甚可危，皇 三子 胤 祉 谨 奏 皇 上，康 熙 朱 谕: 应 遣 喇 嘛 诊 视” ［13 ］385 。可见，在康熙帝的医药观念中，蒙古、 喇嘛医学等民族医药均占有重要地位。 5 结语 综上所述，清帝康熙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君王，对于医药的关注并不限于传教士带来的西 洋医学，对于传统医药学的理解、熟悉程度已经达 到较高的水平。康熙帝讲求对证施治、药病相宜， 且身体力行，饮食有节，温凉适度; 同时医药化为 怀柔绥抚的重要政治手段，以保障他所信任的家眷 以及股肱大臣、文武官员的健康，其家长作风、医 药和权力必然交织在一起 ［17 ］ 。而御用医药实用性、 权威性的特点，也造就了保守性、封闭性的弊 端 ［18 ］ ，难以推动有广度和深度的医药现代化 ［19 ］ 。 康熙帝曾经构想 ，“当兹海宇昇平，正宜怀保 吾民跻春台而登寿域。尔等可取医林载籍，酌古准 今，博采群言，折衷定论，勒成一书，以垂永 久” ［6 ］ 。在后代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医 宗金鉴》终得以刊行。就如康熙帝谈到穴位 “人 中”时所言 : “今满洲呼 ‘呢呀尔马’ ，蒙古呼 ‘库门’ ，高丽呼 ‘萨拉密’ ，皆直曰人而已，…… 及阅 《素问·骨穴篇注》有 ‘鼻’ ‘人’二字， 是古人亦祇呼为人矣” ［ 7 ］ 127 。千般万态，返璞归一， 回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西学中源、满汉争议、汇 通中西医药等问题，至少在康熙王朝得以暂时缓解。 来源：中医杂志 作者：杨奕望 胡蓉 李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