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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载有一则上海一药铺假冒同仁堂分号的事件：沈经武和东家仲彭的丫头鬼混，坐吃山空后两人在上海“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掺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后搬到大马路“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
小说中的沈经武之所以冒充同仁堂而非别的商号，关键在于“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同仁堂作为京城老字号，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也享有很高知名度。但令沈经武没想到的是，其冒充同仁堂在报纸上做广告一事竟然被同仁堂看到了，“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事实上，除了假冒同仁堂分号，当时还有偷印其包装及假冒药品的，“或冒称自本堂窃出，或借口代买，不无以假混真之弊。”
同仁堂创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闻名，到沈经武仿冒时已有200多年历史，称“几百年的老铺”也不过分，但“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这话却不准确。在历史上，偷刻同仁堂门票，造假药勾串客店、会馆，谬称其药自堂盗出，减价骗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1923年版《同仁堂药目》前附有两则案例。一则是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初六，同仁堂向官府呈报于大、于二冒充本堂卖药，官府反应迅速，十一日即查实“于大、于二因私刻伊铺字号，冒充卖药等情一案……查该犯等冒充字号，售卖假药。”鉴于“售卖假药，误人病症性命攸关，实堪痛恨”，所以“将于大等枷号示众满日责惩”。另一则发生在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初三，“同仁堂铺东乐孟繁商人张志云呈称：杨梅竹斜街开设同人堂药铺，显系冒名影射以假混真，且有渔利小人私刻同仁堂门票，售卖假药误人病症，大有妨碍等，因前来查。”同仁堂自言，“历年以来远近受其欺哄者，不知多少病人，受此耽误者更不知多少，损人利己，大伤本堂修合济世之心。”
同仁堂深受其害，一方面及时报官，另一方面则通过印制药目、仿单等进行公示，强调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再者，由官府给予警示，都察院公示：“随时访查，倘有前项私合伪药，假冒该商号票，以及有意混乱该商字号各情许尔等，禀明立即严拿，详城惩办，决不姑宽。”将公示贴于同仁堂药铺，方便顾客知晓和传播，起到警示作用。
事实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像同仁堂一样，其他名堂包括永安堂、同二堂、宏济堂、庆余堂、达仁堂等多家知名商号，大都遵古修合炮制，“选料精纯，配剂详慎”，药品质量过硬，品牌名声昭彰，所以冒名事件亦时有发生，上述打假方法也是这些知名商号共行之策，目的是确保买药者“不受此辈诓骗”。
同仁堂对“私刻本堂字号及开设同人堂药铺者”零容忍，哪怕远在外地也要追究责任。小说中的沈经武知道同仁堂“自康熙壬午岁，开设京都正阳门外大栅栏路南，多历年所并无分店在外”的事实，对假冒同仁堂分号后果的严重性也是清楚的，为避免被官府惩戒，他灌醉了同仁堂的伙计，“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的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既然不是“同仁堂”三个字了，假冒就无从谈起，官司自然没法打下去，此事竟不了了之。 （韦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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