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医大师陆广莘 北京逝世

我和陆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已经记不清了。1987年4月24日～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开始办公）还不到半年时间，科技部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了“《2000年中医药学继承与发展》规划专家论证会”。这个会规格很高，宋健、钱学森、沈其震、张震寰、陈敏章、朱丽兰、邓南、田景福等都参加了（胡熙明因出国访问未参加）。在4月26日下午的大会上，陆广莘发了言。他说：“中医药学是研究健康的科学，是目标决定论，主体决定论，系统工程决定论，功能决定论。它的发展有四个指标，理论、临床、学术和技术。发展的标准是自主性的提高，复杂性的提高，实用性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证从属于病。世界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科学也还没有。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不能前进。”（笔记大意）。散会后走出会场，我对他说：“你是个年青的老中医！”他说喜欢我这个评价。

1993年，我发表了《中医药学发展战略刍议》一文，文中提到“中医药学把人体分阴阳，把病证分寒热，把药性分温凉，用药性之偏纠正人体阴阳不平衡之偏”。陆老说：“不对！药入人体，不可能直接克病。正如针刺治疗痢疾，不是针尖把痢疾杆菌刺死了。它有一个调动机体应答的机制和过程。”我同意他的意见。1992年，我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管医政工作，提出“把专科专病建设、中药剂型改革和中医急症工作作为学术发展的突破口”，并征求陆老等专家意见。陆老认为，“专科专病不是中医的思路，中医是讲整体论的”。我争辩说：“专科专病是医者的经验积累，是医生‘随俗为变’的结果。现在讲医疗市场，我是把苹果鲜红的一面朝向顾客。”陆老说：“结果呢？久而久之，就会把中医领偏了”。此后，我在谈中医专科专病建设的时候，总是强调必须有大内科的功底，必须有全面的证的概念。2007年1月，中国中医科学院纪念陆老行医60周年，我发表了“论陆广莘医学思想”的论文《一枝高竹独当风》。陆老常说：“我（的学术观点）是少数派。”后来我知道，他认为“独当风”说不上，说“一枝高竹”，他内心是得意的。2013年9月5日，我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在中西汇通中卓然自立——国医大师陆广莘医学思想的形成》一文。他很重视这篇文章，做了仔细披阅，还指出一处失误，认为文中谈到“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时候，后面的评论表述得不够准确。应该是“‘病机十九条’关于‘夫百病之长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之论，过分强调了外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体自身的生命功能”。这个论点，与他一贯主张人体主体决定论是一致的。

今年春节期间，陆老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医界如何应答习近平关于“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的论述。陆老不仅多次对我说过，也多次和他的学生李海玉、刘理想交待过，还对春节期间前来拜年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学会的朋友谈过。他认为中医界应该深入探讨，扩大影响，回答这个问题。

1990年代以来，陆老参与了“医学目的再审查”的世界性大讨论，不断展开对疾病医学的批判。今年病重住院期间，他再三跟我和他的家人说：“医药引领健康，医药发展健康，医药促进健康，医药服务健康，医药有益健康。”因为在他看来，当前的医药并不健康。他认为医改有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的医药体制改革，二是学术层面的医学自身改革。看病难，看病贵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疾病医学的恶果。医学应该从疾病医学转变为健康医学。所以他常说：“医改医改，医还没改。”他希望随着医改的深入，医学模式有根本的改变。

陆老生于1927年，他是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从民国年代经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到历次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走过的路漫长而艰辛。从一个年轻有为的中医才俊，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5年西医，回过头来重操旧业，衷中参西。心知其意，不为所囿，茕茕乎卓然自立。他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贫生活，刻苦学习，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住院治疗6个月又8天，言谈所及，只有一个主题：中医理论和中医事业。除了中医，还是中医。一个人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思无杂念、老而弥笃到这种程度，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3月8日住院的第4天，他对我说：“我心里比较平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到世上走一遭，应该有所贡献。我离开，我无憾。”他在中医理论上的建树，“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气，谋生生之效”；并以现代语境作了表述，“生物医学要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疾病医学要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对抗医学要前进上升为生态医学；化学层次物质构成的医学观要前进上升为生命层次自组调节的医学观。”这一种围绕生命的哲学观和医学观，国内还没有人说得比陆广莘更早、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更清晰。

我们敬重的恩师陆广莘先生于2014年9月13日在北京去世，我们深感悲痛。陆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余音绕耳，可他却已永远离开了我们。回想起陆老生前对我们的教导、鼓励、期望、嘱托，我们感到责任颇重。直至生命最后时刻，陆老仍心念中医药学术发展，叮嘱我们不要心有旁骛，要勇于承担中医理论研究的重任，要自信、自立、自强。

中西医融会贯通

陆老192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颛桥镇（今上海市闵行区）。师从家乡老中医马书绅开始学习中医，先后师从上海陆渊雷，丹徒章次公，武进徐衡之。陆渊雷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章次公的“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徐衡之对西医学的“心知其意，不为所囿”的观点和思想，对陆老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2年，在上海颛桥联合诊所行医的陆老应考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学习班，录取后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了西医学。1957年，陆老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中医科研、临床、教学工作。在北医近30年的工作中，他为医院创建了中医病房，扩大了中医在综合医院中的临床领域，设置了全国第一个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推动了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他制定了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在治疗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等方面，他坚持以中医思维方式进行诊治，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与西医生建立了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

上世纪70年代，他陆续发表“关于‘辨证论治’的辩证法问题”“论中医的诊疗思想”等理论思辨性很强的文章。1983年他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任副主任。为了加强中医理论研究，推动成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他为此组织开展了一些内部的学术活动，研讨中医的发展方向、什么是中医基础理论等，并先后发表相关论文，阐明中医药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坚定了领导层和研究人员成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决心。1985年4月，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被批准正式成立，陆老任副所长之职，主要负责科研任务。他提出中医研究、研究中医互补并进，旁开一寸、更上一层的科研选题思路，主持“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多项部级成果奖。1987年，陆老作为中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当时考虑中医治疗艾滋病并非要针对病毒，而是应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因此，从国内选取了辨证论治水平较高的中医组成了专家小组。

1993年，针对世界各国出现的程度不同的医疗危机，由美国哈斯廷斯中心发起，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了一个有关《医学的目的再审查》的国际研究计划。陆老参加了此项计划的中国组研究活动,相继撰写论文，明确提出中医学的特色等。他的这些观点，在国际研究课题医学的目的研讨会中国组分会上得到一致首肯。

呕心沥血育新人

早在本世纪的第一年，广东省中医院尝试将名师带徒与院校教育相结合，鉴于陆老在北大人民医院参加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肝炎、肝硬变等的经历，他被邀请带徒谭志健、黄学阳等两名外科医生。2007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启动了第一批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研究工作，成立了“陆广莘老中医博士后工作站”，陆老被聘为传承博士后导师，我们先后成为陆老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陆老不辞辛苦，诲人不倦，不以后生之愚而见弃，每逢我们询问都如丹溪翁“以道相告”，殷切期望之情常溢于言表。

2009年，陆老被评选为“国医大师”。对于此项荣誉，他认为更是一种责任，一种鞭策，身为国医大师，“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坚持每周一次门诊，并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回应“百年医理之问”，阐明“中医如何影响世界”。陆老凝练的有关中医学术的本质——“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这句话已被大家熟知和认同。2013年12月，已87岁高龄的陆老仍不辞辛苦，在“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专题讲习班”上，以“对中医药传承问题的学习和思考”为题目进行讲座，再一次强调：“中医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代的研究成果，都要为我所用，而不是用来改造自我。”

陆老为中医药事业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为中医理论建设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自信，将永远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