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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没有安排，现在是离休在家里面，我还讲笑话说：我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的。朋友知道我没有事情干，常常买了书送我。我什么书都看，人家送来什么书，我就看什么。 我到了85岁才离开办公室。现在年纪大了，105岁了，不能活动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这是我的世界。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 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群雁开始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 “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穿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 “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 “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美分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 “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的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楼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 “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 “当然吃响，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 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