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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炽小传】李斯炽(1892～1979)，成都市人，生前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二十三岁在四川高等师范作理化助教时，便立志献身于中医事业。通过刻苦自学，终于夙愿得偿。毕生矢志振兴祖国医学事业，曾对汪伪政权扼杀中医行径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捐资，借贷办学，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为四川地区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六十年间，结合教学和临床，对古典医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医内科杂病》、《医学三宇经浅释》、《运气学说管窥》、《素问玄机厚病式初探》、《实用内经选释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医学歌诀三种》等二十余种。曾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余曾随先父习医多年，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要记述如下。
矢志中医不挠不屈
先父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随即留校作理化助手，时年二十三岁。因目睹庸医杀人，在董稚菴老师的启发下，立志以发扬国粹，改进中医药为己任。在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当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薪俸微薄，购书困难，业余自修，时间甚少。但是他认为学习条件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他一面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一些钱来，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写钢板，领取一些补贴，用以购买中医书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古典医籍，直至夜深人静。他的跟睛虽然越来越近视，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却越来越增长，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
接踵而来的，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压力。在旧社会，中医在知识界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他这个进过新学校而又在大学里供职的人改习中医，更是为人讥笑。在伪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情况下，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但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了解到中医有其精辟的理论和可靠的疗效，群众基础是极其广泛的。他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一些人不了解中医。应当用易懂的道理向国人宣传：中医是国宝，是玉璞，而不是顽石。对某些不切实用的地方也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改进的。而这些研究、宣传、改进的工作，不由一些具有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承担，又由谁来完成呢?他自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巨大意义的。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他毅然地从教育界转入了中医界。
他改习医业不久，一九二七年汉奸汪精卫宣布废止中医中药，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使祖国医药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是退缩转回教育界以明哲保身呢，还是为挽救祖国医学的沉沦而斗争呢?他的答复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哪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团结组织了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一面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一面宣传中医，举办学校。一九三六年，他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当时伪政府对他举办国医学校，以其非法而不予立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立法必须合理，非理始为非法。尽管他说破喉咙，当局也不予理睬。为了挽救中医事业，他只好与同道们采取社会筹募、自身捐款、借贷度日、义务上课的办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将四川国医学院一直渗淡经营到解放前夕，尽管他自己负债如山，也毫无追悔之意。解放后，共产党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他个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善于读书不泥于古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在阅读古典医著中，提出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注意书中的错别字句。由于古代的印刷术不发达，或刻之竹简，或辗转传抄，或毁于兵燹，背诵流传，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虽经所谓订正，然因受崇古尊经思想之束缚，特别是对经典著作，总不敢轻易妄动一字，注解者亦因之勉为其注，乃至以讹传讹。如读书不辨真伪，就会将错就错，贻害于人。如《伤寒沦》中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段，显然系有脱漏和错字。表热里寒，即真寒假热之阴寒证，阴证而反现浮滑之阳脉，寒证而反投白虎汤之凉剂，岂有这种道理。
二是注意书中的记述过简。如《伤寒论》中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是针对气阴两虚所出现之心中悸动，脉象歇止的证型而言的，原文则简而未述，其他证型亦可出现心悸动，脉歇止，若不加分别而一概用炙甘草汤则将铸成大错。如成都地区解放前一老中医，以熟读《伤寒论》自居，在治一青年女性因劳动后受热出现心悸动、脉歇止时，不加分析地投以炙甘草汤，以致造成死亡的严重事故。故先父常说；不读书不能明理，但不善于读书，则不如不读书。
三是注意书中的片面提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谈病机问题，都以诸、皆二字统括各种病机，即凡是某一种病，其病位都肯定在五脏中的某脏，其病因绝对是六淫中的某一种病邪因子。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即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论，眩晕病发自肝脏者，只是较为常见而已，绝不能说，所有的眩晕病都是发自肝脏。譬如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病因，还有肾精不充、肾阳虚衰、清阳不升、营血亏耗、痰浊上蒙、瘀血凝滞、酒食中阻、水饮上干、外感风寒、表里实热等，这些大多不涉及肝脏，而仍然会导致眩晕。当然，古人因受时代限制，其立论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吾辈继承祖国医学，则应加以发展，力求使其全面地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四是应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古代医家所著医书能流传于后世，说明其医学知识是丰富的，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绝不可盲目崇拜，一概置信而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如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首方即选用桂枝汤，该条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如以初起恶寒为主证而选用桂枝汤，则显系感受风寒，根本与温病无涉，怎能将此方列为温病之首方呢?究温病初起亦有微感恶风寒之症，然其病理应为温邪郁遏卫阳，而非寒邪束表，其致病因子为温热之阳邪，怎能用桂枝以热治热?况温病化热最速，伤阴尤易，保存津液之不暇，何堪再用桂枝劫其阴精?故善读书者，当于字句中深究之，临床中验证之。
广问博收精心提炼
先父常说：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是死的，人群中的医疗经验则是活的。要想学到人群中蕴藏着的丰富医学知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广问博收。其次是独立思考，精心提炼。询问的对象首先是老师。老师大都见多识广，但在旧社会的老师多缺乏耐心，加以师道尊严，多问则不免失礼，故只能对关键问题提问，主要还应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先父早年曾诊治一洛江何某，初患腰背疼痛难以屈伸，诸医皆以湿痹论治，投独活寄生汤、羌活胜湿汤、小续命汤之类，愈服愈剧，且日趋佝偻，身踡屈难伸，整日疼痛不休。先父初诊时，亦认此证初起应属寒痹，其所服诸方无效者，因寒痹不解复感于邪，已内舍于肾。乃取《类证治裁》安肾丸方意加减调治，时过月余，亦毫无效验。先父乃问询于太老师董稚菴先生，董老提示说：治痿者，独取阳明。先父始悟及《素问·痿论》中明言：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一段，但对肾热骨枯之骨痿，为何不取少阴而独取阳明，仍惑然不解。乃再询问于董师，董老颇不耐烦地说：《内经》中早已明言，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先父退而再思，始悟及阳明乃五脏六腑之大源，阳明得养，五脏六腑均得受益，筋骨关节自能荣润之理。然处以何方，仍犹豫不决，再请教于董师。董老声色俱厉地说：
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
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
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
知难而进百炼成钢
先父常说：治学当知难而进，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他常以亲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学中医要有四不怕，才能有所收获。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在临床上遇到难治之病，即动员病家与之配合，治不好绝不轻易罢手。
他认为治疗疑难病症，常有无限乐趣。即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此三乐也。他在从事中医事业的早期，即在他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里，增辟医药顾问专栏，以供中医界及广大群众提出问题。当时多种医药难题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在诊病之暇，查阅大量资料，通过思考，一一作出解答。他认为这是鞭策自己进行深入学习的好机会。
解放前，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期间，对难于讲授的中医课程，凡是其他人不愿讲的，他就主动承担。他说：这并不是我比别人懂得多，而正是感到自己不足，主要是运用教学相长这一道理，来锻炼提高自己。自己若不首先弄懂，又怎能去教会别人呢?这正是促进自己学习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学习中医不但要会临床，会讲授，会解疑，而且要学会写作。通过写作才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才能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才能有讲授的教材。
古代没有通俗的中医教材，全靠自己消化古书，才能写出讲义来。他所写的《金匮新铨》、《内科杂病讲义》等书，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写出来的。通过写作，也更加丰富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也为他后期写作的大量医著，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诸家兼采推陈致新
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
(本文承吴叔亮、吴迪祖，吴慎修、吴传先提供部分资料，又蒙彭宪章副教授、林森荣老师审阅，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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