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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

中医中药秘方网 www.xxmy.com 发布时间:2017-05-09
【李斯炽小传】李斯炽(1892~1979),成都市人,生前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二十三岁在四川高等师范作理化助教时,便立志献身于中医事业。通过刻苦自学,终于夙愿得偿。毕生矢志振兴祖国医学事业,曾对汪伪政权扼杀中医行径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捐资,借贷办学,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为四川地区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六十年间,结合教学和临床,对古典医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医内科杂病》、《医学三宇经浅释》、《运气学说管窥》、《素问玄机厚病式初探》、《实用内经选释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医学歌诀三种》等二十余种。曾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余曾随先父习医多年,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要记述如下。
 
矢志中医不挠不屈
先父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随即留校作理化助手,时年二十三岁。因目睹庸医杀人,在董稚菴老师的启发下,立志以发扬国粹,改进中医药为己任。在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当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薪俸微薄,购书困难,业余自修,时间甚少。但是他认为学习条件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他一面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一些钱来,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写钢板,领取一些补贴,用以购买中医书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古典医籍,直至夜深人静。他的跟睛虽然越来越近视,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却越来越增长,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
 
接踵而来的,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压力。在旧社会,中医在知识界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他这个进过新学校而又在大学里供职的人改习中医,更是为人讥笑。在伪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情况下,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但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了解到中医有其精辟的理论和可靠的疗效,群众基础是极其广泛的。他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一些人不了解中医。应当用易懂的道理向国人宣传:中医是国宝,是玉璞,而不是顽石。对某些不切实用的地方也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改进的。而这些研究、宣传、改进的工作,不由一些具有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承担,又由谁来完成呢?他自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巨大意义的。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他毅然地从教育界转入了中医界。
 
他改习医业不久,一九二七年汉奸汪精卫宣布废止中医中药,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使祖国医药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是退缩转回教育界以明哲保身呢,还是为挽救祖国医学的沉沦而斗争呢?他的答复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哪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团结组织了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一面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一面宣传中医,举办学校。一九三六年,他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当时伪政府对他举办国医学校,以其非法而不予立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立法必须合理,非理始为非法。尽管他说破喉咙,当局也不予理睬。为了挽救中医事业,他只好与同道们采取社会筹募、自身捐款、借贷度日、义务上课的办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将四川国医学院一直渗淡经营到解放前夕,尽管他自己负债如山,也毫无追悔之意。解放后,共产党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他个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善于读书不泥于古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在阅读古典医著中,提出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注意书中的错别字句。由于古代的印刷术不发达,或刻之竹简,或辗转传抄,或毁于兵燹,背诵流传,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虽经所谓订正,然因受崇古尊经思想之束缚,特别是对经典著作,总不敢轻易妄动一字,注解者亦因之勉为其注,乃至以讹传讹。如读书不辨真伪,就会将错就错,贻害于人。如《伤寒沦》中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段,显然系有脱漏和错字。表热里寒,即真寒假热之阴寒证,阴证而反现浮滑之阳脉,寒证而反投白虎汤之凉剂,岂有这种道理。
 
二是注意书中的记述过简。如《伤寒论》中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是针对气阴两虚所出现之心中悸动,脉象歇止的证型而言的,原文则简而未述,其他证型亦可出现心悸动,脉歇止,若不加分别而一概用炙甘草汤则将铸成大错。如成都地区解放前一老中医,以熟读《伤寒论》自居,在治一青年女性因劳动后受热出现心悸动、脉歇止时,不加分析地投以炙甘草汤,以致造成死亡的严重事故。故先父常说;不读书不能明理,但不善于读书,则不如不读书。
 
三是注意书中的片面提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谈病机问题,都以诸、皆二字统括各种病机,即凡是某一种病,其病位都肯定在五脏中的某脏,其病因绝对是六淫中的某一种病邪因子。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即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论,眩晕病发自肝脏者,只是较为常见而已,绝不能说,所有的眩晕病都是发自肝脏。譬如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病因,还有肾精不充、肾阳虚衰、清阳不升、营血亏耗、痰浊上蒙、瘀血凝滞、酒食中阻、水饮上干、外感风寒、表里实热等,这些大多不涉及肝脏,而仍然会导致眩晕。当然,古人因受时代限制,其立论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吾辈继承祖国医学,则应加以发展,力求使其全面地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四是应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古代医家所著医书能流传于后世,说明其医学知识是丰富的,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绝不可盲目崇拜,一概置信而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如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首方即选用桂枝汤,该条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如以初起恶寒为主证而选用桂枝汤,则显系感受风寒,根本与温病无涉,怎能将此方列为温病之首方呢?究温病初起亦有微感恶风寒之症,然其病理应为温邪郁遏卫阳,而非寒邪束表,其致病因子为温热之阳邪,怎能用桂枝以热治热?况温病化热最速,伤阴尤易,保存津液之不暇,何堪再用桂枝劫其阴精?故善读书者,当于字句中深究之,临床中验证之。
 
广问博收精心提炼
先父常说: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是死的,人群中的医疗经验则是活的。要想学到人群中蕴藏着的丰富医学知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广问博收。其次是独立思考,精心提炼。询问的对象首先是老师。老师大都见多识广,但在旧社会的老师多缺乏耐心,加以师道尊严,多问则不免失礼,故只能对关键问题提问,主要还应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先父早年曾诊治一洛江何某,初患腰背疼痛难以屈伸,诸医皆以湿痹论治,投独活寄生汤、羌活胜湿汤、小续命汤之类,愈服愈剧,且日趋佝偻,身踡屈难伸,整日疼痛不休。先父初诊时,亦认此证初起应属寒痹,其所服诸方无效者,因寒痹不解复感于邪,已内舍于肾。乃取《类证治裁》安肾丸方意加减调治,时过月余,亦毫无效验。先父乃问询于太老师董稚菴先生,董老提示说:治痿者,独取阳明。先父始悟及《素问·痿论》中明言: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一段,但对肾热骨枯之骨痿,为何不取少阴而独取阳明,仍惑然不解。乃再询问于董师,董老颇不耐烦地说:《内经》中早已明言,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先父退而再思,始悟及阳明乃五脏六腑之大源,阳明得养,五脏六腑均得受益,筋骨关节自能荣润之理。然处以何方,仍犹豫不决,再请教于董师。董老声色俱厉地说:
 
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
 
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
 
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
 
知难而进百炼成钢
先父常说:治学当知难而进,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他常以亲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学中医要有四不怕,才能有所收获。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在临床上遇到难治之病,即动员病家与之配合,治不好绝不轻易罢手。
 
他认为治疗疑难病症,常有无限乐趣。即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此三乐也。他在从事中医事业的早期,即在他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里,增辟医药顾问专栏,以供中医界及广大群众提出问题。当时多种医药难题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在诊病之暇,查阅大量资料,通过思考,一一作出解答。他认为这是鞭策自己进行深入学习的好机会。
 
解放前,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期间,对难于讲授的中医课程,凡是其他人不愿讲的,他就主动承担。他说:这并不是我比别人懂得多,而正是感到自己不足,主要是运用教学相长这一道理,来锻炼提高自己。自己若不首先弄懂,又怎能去教会别人呢?这正是促进自己学习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学习中医不但要会临床,会讲授,会解疑,而且要学会写作。通过写作才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才能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才能有讲授的教材。
 
古代没有通俗的中医教材,全靠自己消化古书,才能写出讲义来。他所写的《金匮新铨》、《内科杂病讲义》等书,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写出来的。通过写作,也更加丰富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也为他后期写作的大量医著,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诸家兼采推陈致新
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
 
(本文承吴叔亮、吴迪祖,吴慎修、吴传先提供部分资料,又蒙彭宪章副教授、林森荣老师审阅,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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