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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教授每月给拜师弟子及私淑弟子进行一天面授，这在中医典籍和语言文化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大家由衷敬佩钱超尘教授作为我国著名中医训诂学家、文献学家，积极带教、精心育才的“人梯”、“路石”精神。
•《中国医史人物考》直面和涉及到了中医文献、基础理论、历史地位、时代价值等若干重要问题。
•“惟我中医，昭昭若三辰之丽于天，滔滔犹四渎之纪于地……”《中国医史人物考》正是中医药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缩影。
2016年，丙申仲夏。尊敬的钱超尘教授刚刚完成了《中国医史人物考》大开本清样校勘。我面对这七册半尺多厚的著作清样，心中久不平静。钱超尘教授平日为人为学之身、心、事务，屡现眼前。
钱超尘近40年学术生涯之精神，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容，实不为过。
2014年6月20日，中华中医药学会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医典籍和语言文化研究专家钱超尘先生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弟子拜师仪式”。“中医典籍和语言文化研究”项目，是中华中医药学会推出的一种跨地域、跨单位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以师带徒的方式，积极培养中医典籍和语言文化研究人才。钱超尘教授每月给拜师弟子及私淑弟子进行一天面授，讲授上古音韵学、《伤寒论》文献史、《黄帝内经》文献史，这在中医典籍和语言文化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在拜师仪式上，钱超尘和弟子们身着汉服，庄重儒雅；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出席祝贺。专家们由衷敬佩钱超尘作为我国著名中医训诂学家、文献学家，集一生之学所开拓的新领域及做出的卓越贡献；由衷敬佩钱超尘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带教、精心育才的“人梯”、“路石”精神。至今，短短两年，传承班精心编制的两厚本内部学刊《蓝泉谭丛》，真实记录着钱超尘的珠玑传授、良苦用心；真实记录着学子的可喜长进，累累硕果。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9月29日晚10点半，钱超尘在学术传承班全体同学的QQ群上发出了自己的学习感想。他写道：“习总书记真心以优秀文化号召国人，引导国人，激励国人，以治时弊，意义深远，国家可藉此而中兴、而振兴，看来为日不远矣！学习讲话，有立即投向文化春天广阔天地的情怀和欲望。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时代的引领，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时代的提携”。他还结合唐初杨上善、唐中期王冰、宋金成无己、明李时珍、清初傅山、晚清曾国藩珍爱、重视传统文化的事迹写道：“古往今来，绵绵历史，无尽文化，惟爱国家、爱民族、爱优秀文化传统，才是人生第一品格。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于是执笔书之，愿把我的点滴感受奉献给同学，让我们携起手来，投入文化春天的怀抱”。字里行间，钱超尘的真情实意、拳拳之心、锵锵之志，所展示的唯“大义”二字：国家之大义，民族之大义，时代之大义也。
2016年6月10日，我向钱超尘请教涉及中医文献的几个问题。钱超尘在给我的回复中，有这样一段话：“超尘一孑书生，一生与书为伍，偶写小册短文，为民族为国家几无贡献，今已暮年，深感惭愧！唯有不惧残年，加倍努力，勤勉写作，以报国家、报民族、报学校养育人才深恩大德耳！超尘心存国家、心存民族、心存学校，心存民族文化，立志把自己一书一文与所存精神联系起来，于是精神陡然而起，投入写作。数年来，我就是如此度过的。朱熹说：‘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深契吾心，亦自戒惧。”
钱超尘还特意手录了傅山、顾炎武和曾国藩家书中的三段话赠我以示训。一段是傅山《霜红龛集》语：“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山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一段是《顾亭林文集》语：“凡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不可无而后为之，则庶几可传也”；一段是《曾国藩家书》语：“读书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仅对学界先师，钱超尘深悟其道；对家族先辈，钱超尘亦孝敬尤佳。钱超尘的爷爷、父亲，都是穷苦出身。勤劳、正直、有胆识、守信义；在抗日期间，身为百姓，心系国家，听从党组织和八路军地下工作者领导，为抗日做出了特殊贡献，为乡亲做了许多好事，至今为人传颂。钱超尘至今，对家人的爱护、感激、引导和教育，也堪称典范。他说，先辈爱国、勤劳、正直、守信，铸就了良好家风。这些，在他心中，都占有很重的地位。
钱超尘在给我的复信中还列出了将要出版的书籍：“（1）《中国医史人物考》正在校对清样，八月出版，百万言。（2）《清儒内经古音研究》，十八万言，前天已发北京科技出版社。（3）《黄帝内经文献史论》，北京科技出版社正在排印中。此两书七月出版。（4）《章太炎先生医论》已投寄中华书局。”
以上点滴，反映了钱超尘近40年学术生涯之精神，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容，即朱熹所称的“八条目”实不为过；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使命，即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恰如其分。
《中国医史人物考》一书的探索和出版，为加强中医医史和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突出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该具备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中医医史和文献学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钱超尘《中国医史人物考》一书的探索和出版，为我们认真领会和贯彻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医医史和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样，一门学科，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今天，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正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钱超尘的《中国医史人物考》一书，如钱超尘说，“非成于一时，有的文章撰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的如《章太炎论内经》撰毕于2016年5月末，时间跨度几四十年”。这样一部历时四十年，百万言的著作，真正贯穿了钱超尘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其中，钱超尘细考深述自汉魏六朝隋至今2000年间50多名医史或涉及医史的先辈大家的学术精神和贡献，回答了医史文献、人物事迹中的多个遗留问题，提出了若干创见和新论。这种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这种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这种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的确是令人敬重又值得大力弘扬的。
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又是中华民族的原创。自1919年我国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教授撰成第一部《中国医学史》到2015年中医史学泰斗李经纬教授《中医史》修订本出版，众多中医史学专家和各分支领域的学术研究、传承和教学新作不断，硕果累累。尽管如此，《中国医史人物考》，正如钱超尘所说：“不是《中国医学史》一类著作，而是考证从汉末张仲景始至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止的一些中医学家及涉医儒家论文集。考证重点是诸家生平爵里、版本特点、著作传承、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等语言文献问题。”
全书体现出鲜明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一是人物。全书按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顺序分为五篇。第一篇汉魏六朝隋，列张仲景（附王粲）、皇甫谧、王叔和、董奉、陈延之、陶弘景、全元起、阮孝绪9人；第二篇唐宋元明，列孙思邈、杨上善、王冰、梅彪、高保衡、林亿、孙奇、成无己、史崧、洪遵、程迥、李柽、邓珍、汪机、李时珍、赵开美、冯舒、方以智18人；第三篇清，列傅山、顾炎武、沈彤、徐大椿、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清任、黄丕烈、江有诰、朱骏声、顾观光、俞樾、胡澍（附：刘师培）、仲昴庭、盛昱、薛福辰、孙诒让20人；第四篇民国，列章太炎、孙世扬2人；第五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列沈祖绵、余云岫、郭霭春、刘衡如、任应秋、刘渡舟6人。
其中，对在中医史研究和教学中已有明确地位和贡献的代表人物，钱超尘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比如对张仲景生年、名、字、籍贯、履历遗留问题的考证，进一步理清了《伤寒论》诞生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对陶弘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的考证和张大昌的增补，无疑对中医方剂、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孙思邈生年考证和《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唐本《伤寒论》流传简史，对全面认识中医药在古代的传承发展及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料。
对以往在中医史研究中鲜见的人物，钱超尘的考证和研究更见价值。如在“汉魏六朝隋”篇中，对《小品方》作者陈延之的考证，多数医史中的介绍仅限于此。钱超尘在书中写到：“《小品方》东传日本的时间很早。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日本）将《小品方》列为医学生五种教材之一。1992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影印《小品方序》云：自古至今，去圣久远，虽有其文，无有传授之者。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钱超尘从影印《小品方》残卷的相关内容中仔细考证，揭示了《小品方》的成书时代、陈延之的生活时代；阐明了《小品方》在考察仲景著作流传及补《金匮要略》缺失上的重要意义；也保护了《小品方》传播海外的知识产权。
在“唐宋元明”篇中考证的“梅彪与《石药尔雅》”，多数史文中标为“佚失”。钱超尘考证：“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蜀人梅彪著《石药尔雅》，这是一部汇集作者以前关于石药各种异名隐名的著作，卷帙无多，仅分上、下”。李时珍博极群书，书考八百余家，唯此书未曾寓目，在他引据的书目中也无著录。梅彪著此书，博采历代文献，将各种隐名、别名按类归纳，写在通名后面，这正是本照《尔雅》《方言》以通语释别语之意。并且，列举了“酢”的隐名别名12个；“水银”的隐名、别名21个；云母的隐名、别名16个。还有金、铅、萤火虫、石盐等。钱超尘指出，这些异名别名与丹术家借石药炼丹颇有关系。剔除糟粕，此书确是我国古代比较集中训释石药异名隐名的第一部著作，其价值和给后人的启发，是不能抹杀的。
在民国和新中国篇中考证的8人，从中医史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开创性的考证和阐述。对这期间的中医药发展经验和得失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钱超尘对任应秋、刘渡舟两位前辈的记述，充满深情，实事求是，对认识中医药事业的当代发展，总结当代中医前辈的经验和贡献，是有示范意义的。
二是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医史文献研究的重要特点。认真研究和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把握脉络、找到规律，推动创新。《中国医史人物考》直面和涉及到了中医文献、基础理论、历史地位、时代价值等若干重要问题。
如《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从宋至今，其说纷纷，莫衷一是。钱超尘在对傅山、顾炎武、王念孙、章太炎的考证中，借助古音判定，得出了极有价值意见。钱超尘考证：傅山之论《素问·移精变气论》之“伸宦”当为“贵宦”，以《说文》草部“蒉”字为证；章太炎之论《素问·宝命全形论》之“餘”为大篆“飽”字形讹。此两说不仅可解《内经》多年之误训，而且借此考证《素问·移精变气论》和《素问·宝命全形论》战国即已成文。顾炎武《音韵五书》奠定清学之基础，更开《内经》古音研究之先河，依古音分析，确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为汉代之作。考证收录之王念孙《素问新语易林合韵谱》及《素问合韵谱》不仅属于首次布露，而且对于判定《灵枢》、《素问》总体成书时代及某篇成书时代，启悟多多。由此可见，《内经》于战国时代已有作品，至汉代，诸多学者医家总结整理，历经四、五百年成书，以为得当。
再如《废医论》。医史对近代出现的“废医论”说，首言俞樾。钱超尘考证：俞樾“以著述为终身大业，著作极富，治经之余，兼治诸子”，“诸子之中，尤重医书，称‘仲景叔和，圣儒辈出，咸有论著，各自成家，史家著录，富埒儒书矣’。而在医书中，又最重《内经》”，这样一位重视中医的国学大家，何以提出废医呢？钱超尘考证了《废医论》的成文背景、主要内容和俞樾学生章太炎先生的意见。
从钱超尘的考证中，我们看到：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8月，俞母病故；五年已卯（1879年）4月俞夫人姚氏病故。不到一年，两位亲人离世，医药无效，俞哀痛异常。在悲痛中，写《百哀诗》一百首，且多有注释，表达对母亲、妻子思念深情。姚氏本感风寒，非不治之病，而医生不识病因，药不应病而致亡。俞樾深感无奈，悲愤交集，愤而作《废医论》。《废医论》文分七段。第一《本义篇》；第二《原医篇》；第三《医巫篇》；第四《脉虚篇》；第五，《药虚篇》；第六《证古篇》；第七《祛疾篇》，大凡四千八百字。错误观点主要反映在《脉虚篇》。
1910年，章太炎先生做《医术评议》回忆苏州医生当时治病情况：“先师俞君，侨居苏州，苏州医好以瓜果入药，未有能起病者。累遭母、妻、长子之丧，发愤作《废医论》。不怪吴医之失，而迁怒于扁鹊子仪，亦以过矣。以实校之，先师虽言废医，其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俗之违经，复岐黄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同时，在《医术评议》中，章太炎先生既对俞樾《脉虚篇》就三部九候法与寸口脉法的误解作了详细分析和批驳，又对其合理部分予以肯定。钱超尘考证，章太炎先生明确认为《废医论》的基本思想不是毁医、消灭中医，而是“救时俗之违经，复岐黄之旧贯”，“先师发愤作论，以三部九候之术哗饬医师。”“哗饬”者，高声告诫也。”钱超尘还写到：“回顾一百多年前俞、章围绕‘三部九候诊脉法’的争论，我们看到国学大师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都非常认真深入，他们研究问题的理论性实用性，对今天仍有启发。近世中医对三部九候诊脉法大多知其名，鲜知其用。章太炎说：‘废堕旧法，是亦粗工之过也’。在当今振兴中医的伟大进程中，加强三部九候诊脉法的研究和运用，应该引起仁人志士的关注与提倡。”
其他如《灵枢》、《素问》诸多版本的考证得失；“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在医史人物和学术著作、学术活动中的体现；中医药人士的医德修养和知识结构；中医药学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又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等等，钱超尘书中均有诸多考证和新见。
三是重点内容。《中国医史人物考》一书，正如钱超尘所说：“重点是考证著家生平爵里、版本特点、著作传承、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等语言文献问题”。其中，既有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本草纲目》等经典文献的深入考证，又有对《辅行诀》、《洪氏集验方》、《医经正本书》、《研经室外集》、《释骨》、《枕上三字诀》、《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等古今文献的介绍；既有对古今医家生平和著作环境的回顾，更在全书贯穿着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版本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大量专业知识和实际应用。处处可见钱超尘学风之严谨，学养之精深。
如对涉及《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考证。钱超尘考证了唐·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音韵概况、以《太素》校勘王冰本《素问》讹字和以古韵校《灵枢》《素问》之失韵，并将《太素》与《素问》、《灵枢》对照，指出了原校勘本中12处讹、衍、倒、夺之误。深入考证阐述了王冰的哲学思想，对王冰注《素问》引《易》专做辑览，包括《上古天真论》等12卷，从文献学、文字学的意义上，揭示了《黄帝内经》与《周易》的密切关系。在对王念孙《素问合韵谱》的考证中，回顾了《黄帝内经》音韵研究的历史，考察了《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分析了《黄帝内经》的韵位、韵式，提出了“因妄改字或写误字而失其韵者，当据古韵而正之”等5条基本要求。在考证江有诰《音学十书》的基础上，比较系统的分别考证、介绍了其《素问韵读》计22卷、《灵枢韵读》计20卷的主要内容，直到当代任应秋对研究《内经》古韵的贡献。
对《伤寒论》的考证，同样具有创见。一是对《伤寒杂病论》成书与《汤液经法》关系的考证；二是《辅行诀》在《伤寒论》文献史上的重要启示；三是对唐本与宋本《伤寒论》校正、流传简史的总结；四是明确提出了宋本《伤寒论》的10个特征；五是章太炎论《伤寒》的主要内容和当代刘渡舟对《伤寒》的研究。钱超尘这样的考证，必然使《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传承，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对其他中医经典的考证和传承，也必然有多方面的启迪。
《中国医史人物考》体现出鲜明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值得注意的是，钱超尘的这些研究、考证，并不只是独坐书案完成的。几十年来，钱超尘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国内现存的中医药典籍善本、孤本，钱超尘大都数如家珍。他出国考察，利用点滴时间与国外同行交流，收集素材，积累资料；他利用自费赴台旅游时机，考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医藏书和版本。甘肃敦煌、河南南阳、商丘，陕西咸阳、耀州，凡中医药先祖故里和行医采药遗址，大都拜访考察过。钱超尘每到一地，或讲学交流，或拜谒座谈，或研究文献、文物，大都有新解面世。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在人类历史上走过了数千年。中医药学所凝聚起的自信和定力，给我们以巨大激励。钱超尘在他撰写的《中医颂》里说：“惟我中医，昭昭若三辰之丽于天，滔滔犹四渎之纪于地，仰之弥高，千里斯应，如乾之运，如日之恒。今当盛世，国泰民宁，振兴中医，金衢亨通。於戏中医，与日月而同明。”钱超尘正是这样充满信心，《中国医史人物考》正是中医药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缩影。（作者敬天林为《光明日报》原总编辑，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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