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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孟河医派是明末清初源自江苏常州的一大地域性医学流派，以费、马、巢、丁四大家为主要代表，清末民初在全国影响很大，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勇于创造革新中医教育的精神，为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医界享有“吴中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美誉。
【蒋熙德】1958年出生于德国，大学毕业后开始研习中医，并在英国开办中医针灸诊所，曾先后在美国和中国的数所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医理论，并多次到中国拜访名师。蒋熙德的中医药研究卓有成效，发表了多篇中医药方面的论文和多部中医药方面的著作。他是伦敦大学博士后，西方著名的中医药学者，现任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结合医学中心研究员、英国卫生部研究员、亚洲传统医学国际学会会长等职。
蒋熙德（Volker Scheid）是一位德国人，他的事业却在英国，他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后，是西方著名的中医药学者，他撰写的《孟河医学源流论》是全世界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孟河医派的研究专著。
光是以上信息，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一个人要多么坚毅，多么勤奋才能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将学问做得如此深入。
本次途径上海时，蒋先生拜访了他的一位中医朋友——孟河医派的代表人物丁甘仁的嫡传四世孙丁一谔医师，在丁医师的引见下笔者有幸见到了这位“有故事”的人物。
蒋先生的中文流利得让我惊讶，让我事先准备好的几句英文开场白也没能用上。
我很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为什么会学习中医？他说，其实德国也有医生使用草药治疗疾病，属于自然疗法的一种。他的父亲是一位草药种植者，而他的家乡也有医生使用多种草药医治病人。受此影响，他大学毕业后，开始在一家英国人开办的中医学校研习中医，重点学习针灸，兼修中医理论和各家学说。1984 年，他在英国南部开办了中医针灸诊所。为到中国学到“最好的中医”（蒋先生语），他曾先后在美国和中国的数所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医理论，并多次到中国拜访名师。
而对于他所撰写的《孟河医学源流论》的过程，他说到，这就像是“天意”一样，他开始时只是在一篇博士论文中的注脚处第一次看到有关孟河的资料，里面提到了丁甘仁。他是知道丁甘仁的，因为蒋先生在北京学习中医时，教他的几位主要的老师都和孟河中医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其中一位即是南通朱良春的弟子，而朱良春曾师从孟河的马家，后拜上海的章次公为师。另一位是程门雪和秦伯未的学生，而章次公、程门雪和秦伯未都是丁甘仁的学生。蒋熙德敏感地意识到可以把这条中医传承的线索和更古老的医学传统连接起来，便萌生了沿着孟河医派的谱系流派追溯中医历史的想法。在英国某基金会的资助下，蒋先生通过实地走访以孟河为中心的江南各地，访问孟河医家子嗣、传人、学生，广泛搜集、阅读与中医历史和孟河医派有关的著作、地方志、家谱，理清了孟河医家代代传承的谱系，耗时近10年，终成完成了《孟河医学源流论》。
在这本书中，蒋先生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借助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在探询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内部紧张感及其复杂形态的同时，主要阐述了1626-2006 年之间孟河医派的起源、形成、发展、传承和衰落的脉络；中国历代名医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中医在海内外的传播和影响。
蒋先生非常赞赏孟河医派的开放、创新的精神，当被问及中医药如何走向国际时，他说到“孟河医派”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蒋先生说，虽然目前中医药在国外的发展并不乐观，但国外也不乏有前沿学者借助中医理论来做自己的研究，中医在国外的发展“不容易，但有希望”。他认为中医、西医应齐头并进，相互借鉴，中医应保持开放、创新的精神，恰如孟河医派的发展一般。无疑，他对孟河医派的发展是很有发言权的，在这一领域他钻研了数十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稍举数例，读者从中可略见一斑。
孟河医派的变与不变
孟河医派从明朝后期一直到现代的身份和社会结构，临床实践风格，融入更高一层社会及文化圈的过程等，这些都是经常变化的。然而，它又可以称得上一个相对稳定性的实体。比方说，一个人从孩童变成个老人，从学生成为老师，或是一生中适应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我们始终认为这是同一个人。我们这样认为是因为变化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变化往往是局部的，决不会完全彻底地不留痕迹的转变。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孟河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其稳定性源于这一过程中三个特别的特征：第一，传统的构成元素（如教义、临床模式、特征等）相互之间及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连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第二，这些要素之间的连接总是一个不间断的慢慢发展的过程。一些要素暂时的稳定使得其他的得以改变、替换或赋予新的意义或功能。第三，地方的（保守的、独特的）与全球的（进步的、共同的）要素之间总有一些张力，这种张力对任何传统都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能毁掉这个传统，而这些要素之间不断地重新整合也一再地舒缓这些张力。
“学大医”如烹小鲜
蒋先生在研究孟河医派的过程中，常与这些中医共同进餐，在这种进餐中他体会到了里面的文化内涵:
“同桌共餐是中国社会文化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共进晚餐往往是建立和维系友谊的好方法。我有幸结识的中医大部分都是美食家。他们的生活艺术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虑如何准备一盘菜，什么菜与什么菜搭配，什么时候去某地品尝当地的时令佳肴。他们都很喜欢风味独特的地方菜，但也会经常在自己的食谱中加入各地的特色配料。
“想象一下，中医的配方往往称作汤或酒，由许多中药组成，而其中的姜、枣、茴香等也是人们做菜的调料。中医组方与菜肴烹制如出多一辄，菜肴把我们的行为与身份联系在一起——所花的精力、无穷乐趣的享受及身份的寻找等最后融为一个整体，由于是多个个体拼凑而成，个体彼此之间充满张力与矛盾——中医乃至任何传统都是如此。毕竟传统不是一套需要遵守的规章，也不是蕴涵特别的机构中并由其传播开来的文化信仰。如李·哈里斯近来说的那样，传统更像是一套菜谱，‘如果你要创立一种体制，那你就必须要这么做——一旦你做了，你就有一些选择的机会。’这些菜谱，随着传统的演化变形会变成其他的菜谱或混入其他的成分，变成新的菜谱。晚清和现代中国的中医医学传统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化变形的过程，孟河中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社会网络决定
流派传承
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情时，全世界都会帮他。蒋先生来中国开始研究工作时，先是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曾经师承秦伯未的吴伯平教授给他提供了第一张孟河流派的示意图。他在北京所拜的老师施在翔教授为他安排了食宿，并将自己的老师朱良春教授介绍给了他。朱教授系南通人士，是孟河马家弟子。来到上海后，他又认识了时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的严世芸，严是丁氏学派的第三代门人。更为传奇的是，有一次蒋先生的太太生病了，于是她到上海龙华医院就诊，而为她诊病的恰是丁氏第四代在国内唯一的传人——丁甘仁的曾孙丁一谔医师。这一巧合又让蒋先生偶然结识了丁一谔医师。
之后在丁医师的引见下，蒋先生得以和丁氏家族的其他传人结识，得到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通过丁医师，蒋先生还结识了其他很多中医，如孟河的曹志群、常州的巢伯舫、上海的胡建华、席德治医师等。在研究过程中，蒋先生还对和孟河医派有直接关系的中医个人或流派进行了研究。比如，崔月犁传统中医中心，它以前卫生部部长而命名，其曾为孟河中医院题写名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20世纪80年代，他的毕业论文大大推广了孟河流派，黄煌在经方派和日本的中草药医学中加入孟河中医的知识，创立一种属于个人的而且植根传统的医学流派；与此同时，在西方，沈鹤峰博士是把中医药传播到西方的重要的人物，他的脉诊术富有传奇色彩，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和北美的一代执业医师，其中就有几位蒋先生开始学习中医时所拜的老师，而沈博士在年轻时曾是丁家创办的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学生，后来移居纽约，并成为一名出色的上层社会医生。
再回到前面所说的，蒋先生在北京学习中医时，教他的几位主要的老师都和孟河中医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其中一位即是南通朱良春的弟子，而朱良春曾是师从孟河的马家，而后拜上海的章次公为师。另一位是程门雪和秦伯未的学生，而章次公、程门雪和秦伯未都是丁甘仁的学生。
这样，蒋先生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看到了一幅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孟河医派的关系网，“这张中医网络铺设极宽，它从孟河伸展到上海，从江苏农村延展到世界各地，不断地有各种各样其他网络的编入，一起编织成中医药传统。这些网络是真正的传统源流，它连接着人与事，促进学习，推动发展，跨越五洲，穿越时空”。
蒋先生曾学过人类学，他于是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究孟河医派的发展转变规律，他将医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追溯这些转变，他认为，个体实践者通过他们老师（通常是同一个家族）的关系形成谱系，通过地方化或同行和其他同样的谱系形成“流派”。尽管这不是惟一形成“流派”的模式，但几百年来这种模式在医学精英中得以传播。通过对这些沧桑历史的追寻，他认为，医学是关于身体和实践的知识，也是人们建立关系的纽带，确定身份的工具，更是积聚资本和扩大影响的策略。医学流派不仅体现了医学理论和方法，更是人们形成关系网络的无穷动力；投入精力能保持这些联系，交流和争辩决定什么可以流传下来，策略和战略使他们能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是这些决定了传统的生存和发展。（何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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