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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生病之后，医生精心调治，病人积极配合，药证合拍，本应效如桴鼓，药到病除。可是，为什么有些人生了病，也找到了有经验的医生，诊断正确，治疗恰当，病情却没有好转，甚至越治越坏呢？
我经常接到患者的电话，询问在某医院诊断用药的情况是否恰当？要不要调整？我在看病的时候，也会碰到患者质询，这个检查该不该做？能不能不用这个药？能不能不挂水？
现在的患者真的十分纠结。一边要求医，一边要防医，一边要自己上网“百度”研究、亲友间讨论、微信群切磋，然后，家庭会辩论，踌躇不定，无所适从。看病难，怎一个“难”字了得！
记得我刚刚步入临床时，虽然年轻，却受到了尊重，病人生了病，都把自己交给了医生，自己只要遵医嘱吃药、治疗就行，不该自己考虑的不用操心。如今大不同了。我作为高年资医生，经验相对丰富，有时沟通不好，反而不知所措。当然，社会毕竟在进步，全民素质有了很大提升。而患者对自己权利的觉醒，也带来了烦恼，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啊。
《后汉书·方技传》记载了一个故事：东汉时期有位名医姓郭名玉，乃四川广汉人氏。郭玉的老师叫程高，程高的老师是涪翁。郭玉得涪翁、程高二人之秘诀，技术精进，名满天下。郭玉一度困惑：凡是治疗贫苦老百姓，随治随好，应手而愈，治疗达官贵人，却“时或不愈”，疗效不好。后来终于明白了：如果患者不怀敬畏之心，“处尊高以临臣”，“自用意而不任臣”，医生哪能做到“神存于心手之际”呢！谬以千里、毫芒即乖就不足怪了。
事实上，医生与患者是需要有“缘”的。这个“缘”就是信任。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会直接严重影响药物的疗效。一边找医生看病，一边又怀疑处置是否得当，药效一定大打折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患者既然选择了这个医生，一定要全身心地信任他，坚信自己吃的就是最好的药。这样的话，哪怕是安慰剂，也会有几成疗效。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总结了病治不好的六种情形，其中的“骄恣不论于理”与“信巫不信医”是尤其值得患者反思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理智，冷静，不能道听途说，妄加揣测。知识满溢带来焦虑，信息爆炸带来危机，互联网处处竖着形色各异的“电线杆”，贴满了泥沙俱下的“小广告”，这些搬弄是非的“牛皮癣”就是当今横亘在医患之间的“巫”和“鬼”，搅乱了人的神经，心绪更加不宁。
病为什么当愈而不能愈？《黄帝内经》一言以蔽之：“神不使也”。因为“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想起鲁迅，当年他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原因是要拯救“国民精神”。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说道：“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又联想到我们医院的那副古老的石刻对联：“抱病贵清心，且思已过；就痊非妙手，须感神恩。”这里的“神”，除了宗教意义，当然还有“心之所主”的“神”。“神不使则药无效”，看来鲁迅的感悟仍然是当务之急：“医病先医人”啊！
晚清两代帝师翁同龢教导弟子“每临大事有静气”，病中更要沉得住气，摒弃杂念，坦然面对，心静如水，波澜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越是在危难之中，越是要从容不迫，安之若素，心态平和，气定神闲。气定者，会调息，神闲者，会调智，这是养生理念，也是人生境界。(朱杰 江苏省兴化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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