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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多好吃

中医中药秘方网 www.xxmy.com 发布时间:2010-07-31

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是“馋人”,这样,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评。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在一起吃过多次饭,饭桌上,我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一位能够操刀下厨的学者,关于他的烹调手艺,许多文章总爱提到他的“海米烧大葱”,以讹传讹。其实,真正吃过的,并无几人,我因此事问过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一时没辙,现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厨,一应饮食,都是敦煌说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饭馆中碰到敦煌,用饭盒盛了几样菜买回去吃,我想,他一定不会满意,只能将就。每逢旧历年,总做几样家中小菜送过去,恐怕也不见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渭先生和我谈吃最多,常常回忆旧时北京的西餐。有几家西餐馆,我是没有赶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时,西餐馆中做有一道“鸡盒子”。这种东西,我也听父亲多次提到,面盒是黄油起酥的,上面有个酥皮的盖儿,里面装上奶油鸡肉的芯儿,后来,我在一家餐馆吃过,做得并不好。朱家潘先生还向我讲起一件趣事,他在辅仁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去吃西餐,饭后,他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带钱,只好将随身的照相机押在柜上,回去取钱后,再赎回来。当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没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启功先生也不愧为“馋人”。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稿酬制度,彼时,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当中华书局几位同仁有拿了稿费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记得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馆子,是交道口的“康乐”、东四十条口的“森隆”,稍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开业,启功先生也用稿费请大家吃了一顿。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馆能选择的,也不过几十家而已。

在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小型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他们也都讲究饮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

文人中也不尽是好吃的,不少人对饮食不是那么讲究。张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禅外说禅》等书中提到的饮食,多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之类的菜,以为十分鲜丽清雅,比北京馆子里做的好多了。

1999年5月,因为开会,我住在西山大觉寺的玉兰院,恰逢季羡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来,我陪老先生遛弯儿聊天,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

其实,我对大觉寺茶苑中的厨艺水平十分了解,虽然那几日茶苑为他特意做了几样点心,但其手艺也实在不敢恭维。老先生与我谈起他的饮食观,他说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用他的话说是“食无禁忌”,也不用那么听医生和营养学家的话。

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尤其是一些家常饮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看望胡絮青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了,不让您了”,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诱人,我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只好说“别客气,您慢慢吃”,可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

“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千里”还是“干里”,“末下”还是“未下”,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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