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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庄子的医学哲学论心病、身病与道
中医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 是以“阴阳五行”与“道”作为主体理论, 以“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观为指导, 作为中国文化与医学的典范与西方主导建立的科学体系、西医学并立。轴心时代的庄子, 其思想内容也体现于医学上, 他主要以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及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论来阐释病机;并持形神一体与统一的观点, 认为形神可互为因果产生疾病;“道”作为谐和万物的世界本体出场, 使个体摆脱疾病的烦恼, 继而超越生死。
身病与道
庄子认为:“通天下一气耳” (《知北游》) , 这是气化的宇宙论, 即“气”为最基本的物质元素, 构成了宇宙万物。除了物质之气外, 还有精神之气。是“气”的运动变化产生了生离死别与聚合离散, 即“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 (《知北游》) , 是“气”的姻缘离合造成了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故天地者, 形之大者也;阴阳者, 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 (《则阳》) 。“道”无偏见与价值贵贱的主宰着“气”, 使“气”构成了生命的精神与形体, “道”规定了“气”的阳阳属性, 并使阴阳二气作为“气”的最大存在状态。五行思想在庄子思想中也有所体现, 如, 《说剑》篇载:“制以五行”, 下文庄子对病机的阐释也体现出了五行思想。庄子的本体论认为, “道”自在自为, 统一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 生命遵循阴阳五行的运行规律是“道”的必然性体现, 阴阳与五行之气还有规定性与有限性, “道”却能以无限性统一有限性, 以无规定性容括阴阳及五行之气的规定性;以宇宙论视域说, “雌雄片合, 于是庸有” (《则阳》) , “精”是阴阳交合以生, 生命的历程是精气神互为因果、潜能得以释放的过程, 体中精气源于宇宙的气化流行, 又复归于气化流行的无限循环。
杂多的“病证”是生命否定因素的外化, 庄子认为病因是“阴阳之气有沴” (《大宗师》) , 是说体内的阴阳和谐之气被打破, 病理之“气”与生理之“气”相交争, 出现了阴阳二气对立矛盾的激化与沴乱。在《大宗师》中, “子舆有病……曲偻发背, 上有五管, 颐隐于齐, 肩高于顶, 句赘指天……俄而子来有疾, 喘喘焉将死”。子舆或禀赋元气不足, 并受邪气侵袭, 身体畸形, 庄子使用了夸张艺术手法来表象病者形象;子来有喘满窒息的危重之证。总之, 诸病因之一是气的离合周期所致;二是人否定自身属性, 过于任性否定存在之本质, 被情物之欲蒙蔽, 偏离了自身规定性, 使生命过早凋谢, “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 (《人间世》) , 早衰之亡又使生命加速向道复归。“形劳而不休则弊, 精用而不已则劳, 劳则竭” (《刻意》) , 如果生命提前透支体内之精气, 则过早上演精气枯竭之悲剧。
如何涵养体内之精气, 扩展生命质量之宽度与时间之长度, 庄子认为天人应相应, 即恪守“道”规定的天时与自然节律, 不对抗自然来“残生”“益生”, 以“无为”作为无目的性的处事之道, 充分释放生命得自“道”的潜能以尽其天年, 这种得道真理为“卫生之经” (《庚桑楚》) 。庄子还提到愈疾之药物:“药也, 其实堇也, 桔梗也, 鸡痈雍也, 豕零也, 是时为帝者也, 何可胜言” (《徐无鬼》) 。因差异化的诸药功效, 使诸药物在治疗不同疾病时分别为主药。真人把握到药物禀自于“道”的不同属性, 以此来治病, 说明庄子思想的医学维度有法道自然、辨证论治的内容。
心病与道
“气”仍有精神性的内容, 为心理之气。老子讲:“心使气曰强”[1], 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 都讲气之精神性, 与心灵得道状态相联。“汝慎无樱人心” (《在宥》) 。庄子警惕心灵先验和谐之气会被违道行为破坏。心灵的知性、情性、意志统一和谐的平衡状态, 是心灵内部和气的充盈, 心灵的冲突, 心灵的异化扭曲皆因此种平衡状态被打破, 外化为病态的情感而为心病。治愈心病的方法为内省心灵, 与“道”沟通实现烦恼解脱。
庄子主要用寓言的形式假托王者患心病, 来以“道”的立场与德性 (无目的、无限性、永恒性、太和万物) 说明存在者需要自然无为, 超越情欲的诱惑和认识的偏执, 才能解除心病恢复本真状态, 要使“道”作为生命存在的根据在人身上得以具体体现, 体现了法“道”自然无为的精神。
在《徐无鬼》篇中, 因欲望泛滥而患心疾的魏武侯, 误认为病态的心理状态为在世合理状态, 想当然地认为徐无鬼会形神困苦, 需要自己慰劳, 但少私寡欲的徐无鬼反要慰劳魏王, 认为“君将盈嗜欲, 长好恶, 则性命之情病矣”, 魏王否定心灵得之于“道”的无欲无求状态, 造成心灵的矛盾冲突。“夫神者, 好和而恶奸。夫奸, 病也, 故劳之”。心神“好和”, 精神性的一团和气守持在心中, 是得“道”的本真状态, 如果心神被情欲引诱于外物, 则为患心病的“奸”, 所以徐无鬼以“道”的立场来慰劳魏王。
在《达生》篇, 因未有敞开性的“道”所具有内容的无所不包, 被有限的知识蒙蔽的齐桓公因见鬼而受惊吓, 患上心病, “诶熙诒怡为病”。齐皇子告敖认为桓公自己内心封闭, 非外在的“鬼”使他患病, 等告敖说“委蛇”之鬼有吉祥之寓意, 是“见之者殆乎霸”。预示桓公未来称霸中原, 桓公“不终曰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解除了心灵的遮蔽, 心灵有所敞开, 病不足一天就好了。
庄子举《让王》篇尧让天下而人皆不受, 子州支父、子州支伯托辞以患心病的例子, 说明王者以“道”的自在无为为导向, 就能解脱知情意的困惑, 珍爱生命, 天下反能得到治理。尧让天下给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云:“我适有幽忧之病, 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子州支伯也托辞曰:“予适有幽忧之病”, 皆暗讽王者过份有为地治理天下, 必然忧患心神, 自己先患上了心病, 而天下仍未得到治理。
由心病致身病与道
庄子认为万物皆由“气”所构成, “气”有精神和物质等双重属性, 是“道”化生了人体的精气神, 是“道”的德用成就了和气, 保证了形神的正常功能。所以形神为统一之整体, 任何割裂与对立皆能致病。因“气”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 所以, 心病必然会引起身病。
庄子认为心病主要以太过的情感表现出来, 太过的情感分偏阴偏阳的属性, 这种亢奋的精神状态扰乱了气血的正常运行, 使身体阴阳二气难以调和而患病。庄子有五行观念, 《尚书·洪范》有周武王时的箕子论五行, 也表明阴阳五行观念早于庄子出现。庄子虽未指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具体称谓, 但却明显有对阴阳五行的娴熟运用。庄子指出了心病引起身病的原理, “人大喜邪?毗於阳;大怒邪?毗於阴。阴阳并毗, 四时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居处无常” (《在宥》) , 这与《黄帝内经》所说的“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厥气上行, 满脉去形”[3]如出一辙。“毗”为“助”的意思。二者的不同是庄子认为大喜助阳, 大怒助阴, 《黄帝内经》则认为伤阳、伤阴, 但二者并无冲突, 心脏与喜气相应, 过喜那发散扩张的动能使心气散漫难收, 心气属阳, 五行属火, 过喜会助阳气过于散发, 阳气漫散难收会质变为邪气, 使得属正气的阳气亏耗, 反伤阳气, 故二者一致;过怒亢发的是五行属木的肝气, 肝经是足厥阴经, 肝属阴藏气血, “木性发散”[4], 过怒的情绪会助阴气的过份上冲, 阴气亢散于上不能复归于肝体而成为邪气, 造成气血的不足而伤阴, 故二者一致。
“平易恬淡, 则忧患不能入, 邪气不能袭” (《刻意》) , 心气平和, 恬淡自足, 则心灵不会患得患失, 致病的邪气就无法作崇。心病会引起身病, 如在《人间世》篇有将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患内热。欲游说齐王的公子高知世事艰难, 其焦灼的情绪在内心产生碰撞冲突,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 我其内热与”!早受王命, 傍晚就因内心不安使心阴焦灼, 心阴虚致心火旺, 气血的加速运行, 产生了内热之疾,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3], 因而用寒性之冰来解内热, 欲求寒热均衡;内心焦灼而生内热之例还有《则阳》篇的魏莹发怒要攻打违约的田侯, 最终欲“使其君内热发於背, 然后拔其国”;君王因心病伤身的还有《让王》篇昭僖侯为争夺邻国土地, 而被子华子称“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都表明情感的中和虚静是健康的前提, “道”太和万物的德性是形神和谐统一的根据。
结语
与“道”之永恒与无限相比, 个体却受生命周期、先天赋予的身体状态和社会环境制约, “天与地无穷, 人死者有时” (《盗跖》) 。人终将患病死亡, 诸制约因素被庄子称之为“命”,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 (《人间世》) 。虽生命迈向死亡具有必然性, 但体道者却与“道”为一, 是自由与无限, 生死只是“气”那聚散的不同状态, 体道者诉诸心灵内省, 寻求体道的内在超越向度。
庄子对身病与心病的讨论, 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子的形神一体观、以养心为主的医学观启示了后代道教由外丹学向内丹学转变;在现代医学、心理学飞速发展的今天, 庄子的医学哲学无疑仍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汉·河上公.道德经集释.唐·杜光庭等, 注.北京:中国书店, 2015:257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2:65
[3]清·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5:27, 446
[4]张伟琛.中医之形而上学基础.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 (11) :4839-4841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李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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