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IL-12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中华外科杂志 1998年第9期第36卷 肝脏外科

作者：乔森　陈孝平

单位：430030 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外科

关键词：癌，肝细胞；白细胞介素12；多元分析

　　注：小肝癌：肿瘤直径≤5 cm；大肝癌：肿瘤直径＞5 cm

讨　　论

　　Hsu等^［1］和Bressac等^［2］分别报道了一组启东和南非地区的HCC，发现在癌组织p53基因第7外显子249编码区有一特征性的点突变位点，突变频率高达50%，并认为此突变热点可能与黄曲霉素(AFB₁)及其它环境致癌物的作用有关。本组研究了65例HCC，发现38例HCC出现p53基因249密码子突变，突变频率为58.5%。广西南宁地区属肝癌高发区，AFB₁污染率和HBV感染率均很高，尤以扶绥县闻名，与启东和南非地区有相同的发病背景，在HCC p53基因249密码子都出现较高的突变频率，而且突变频率相近。提示249密码子突变是本地区HCC p53基因突变的热点。

　　在本组HBsAg阳性及阴性的病例中，p53基因突变频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明本地区导致HCC的p53基因突变的主要因素是AFB1。Ozturk等^［3］从1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均为AFB1低污染区)收集95例HCC标本，包括北美、欧洲、中东和日本，无论当地HBV感染率的高低，在249密码子无1例突变，强调249密码子突变是AFB1所致。但AFB1单一因素能否会使p53基因249密码子发生改变呢?许多研究表明，HBV-DNA可随机整合到人类基因组DNA中，但不能引起p53基因特异性突变热点^［4］。由于一条p53等位基因的突变，常伴另一条等位基因的缺失或突变，才导致基因表达失常，导致肿瘤的形成。因此，HBV感染作为本地区HCC发生的高危因素，可能通过HBV-DNA整合引起p53基因等位基因的异常，与AFB1协同促进HCC的发生。动物实验发现单独用AFB1所致点突变并不集中发生在该热点上^［5］。本组结果HBsAg阳性感染率83.1%，再次证实AFB1致p53基因249密码子突变离不开HBV感染。

　　本组结果中p53基因突变较多地出现于实团型HCC(87.5%)，并且与HCC的分化程度有关(P＜0.01)，在分化较差的HCC，p53基因突变率较高，而在分化好的HCC，p53基因突变率较低。本研究结果亦表明，p53基因突变和HCC的转移有关(P＜0.0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p53基因突变和HCC发生、发展相关，并预示着HCC的恶性程度，可能是HCC的重要预后因素之一，具有潜在的指导临床治疗价值。

　　作者单位：530001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外科

参考文献

　　1Hsu IC, Metcalf RA, Sun T, et al. Mutational hotspot in p53 gene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Nature, 1991,350:427-428.

　　2Bressac B, Kew M, Wands J, et al. Selective G to T mutations of p53 gen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rom southern africa. Nature, 1991,350:429-431.

　　3Ozturk M.p53 mut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aflatoxin exposure. Lancet, 1991,338:1356-1359.

　　4朱明华，王文亮.肿瘤抑制基因p53突变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中华肿瘤杂志，1993，15：245-247.

　　5Fujimoto Y, Hamptom LL, Luo LD, et al. Low freqency of p53 gene mutation in tumors induced by aflatoxin B1 in nonhuman primates. Cancer Res, 1992,52:1044-1046.

　　（收稿：1997-10-06　修回：1998-05-23）

　　根据本组数据建立的“最优”回归方程：

　　Y₁＝－529.09－5.56X₁＋13.89X₂＋19.71X₄＋16.13X₇

　　根据表1结果可以看出:肿瘤直径(X₄)的偏相关系数最大,和IL-12术前检测水平(Y₁)的关系最密切。其次是术前血清白蛋白水平（X₂）及血清总胆红素(X₇)和年龄(X₁)的影响。AFP(X₃)、门静脉内有无癌栓(X₅)和肿瘤数目(X₆)的作用被剔除。

　　(2)同样选用SLE和SLS在0.15的水平上。以X₈、X₉和X₁₀及Y₁作自变量；Y₂作因变量。筛选出对Y₂的影响因素。方法同上，结果见表2。

表2　术中自变量对Y₂的筛选统计分析结果

　　根据本组数据得“最优”回归方程：

　　Y₂＝－24.11－0.013X₁₀＋0.826Y₁

　　根据表2结果可以看出：术前IL-12的检测水平(Y₁)的偏相关系数最大，对术后第1天IL-12的检验水平影响最大。术中失血量(X₁₀)对术后第1天IL-12的水平亦有影响。

　　(3)对Y₁、Y₂、Y₃三组资料进行方差分析： 总处理间F＝1583,P≤0.01，故总体有非常显著性差异。A因素，即Y₁、Y₂、Y₃三组间P≤0.05，故认为不同检测时间对IL-12的水平影响很大。B因素，即个体之间P≤0.01，故认为不同患者IL-12差异很大。加用SNK语句对Y₁、Y₂、Y₃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是Y₁和Y₂、Y₁和Y₃之间差异有显著意义。即IL-12 术前检测水平与术后第1天和第7天差异有显著意义。

讨论

　　本组除检测了1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IL-12的血清水平外,还按照相同的方法检测了5例良性疾病患者(非肝癌组)的血清IL-12。非肝癌组中3例为慢性胆囊炎，2例为肝血管瘤，其术前肝功能均正常,血清HBsAg(+)。结果显示非肝癌组术前1天IL-12均值为99.6 pg/ml，小肝癌患者(肿瘤直径≤5 cm)IL-12均值为98.5 pg/ml，两组患者 IL-12水平无显著性差别。而大肝癌患者(肿瘤直径＞5cm)IL-12 均值为83.8 pg/ml，明显低于前两组患者。此结果表明,在早期肝癌，机体的IL-12变化是不大的，可部分说明其免疫力尚能维持正常功能。在大肝癌组，IL-12值明显降低的原因,可能是随着肿瘤的生长，肝功能受到破坏，机体免疫力随之下降，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功能遭受损害^［3］，巨噬细胞运动和趋化能力下降。在本组病例中，血清白蛋白≥35 g/L的患者，IL-12均值为97.1 pg/ml，而≤35 g/L者，IL-12值为78.6 pg/ml，明显降低。由此可见， 在大肝癌和肝功能不良患者，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IL-12均出现低水平，是符合上述理论基础的。与术前相比，肝癌组和非肝癌组患者的IL-12 值均明显降低，其原因可能与手术创伤有关。因为创伤后，巨噬细胞趋化能力、吞噬功能、杀菌活性均下降^［3］。

　　与术后第1天相比,术后第7天IL-12水平有所回升。肝癌组平均升高了5 pg/ml，非肝癌组平均升高了7 pg/ml。同时在术后第7天,患者肝功能也有明显改善。肝癌组患者术后第1天GPT值平均为124.5 U，术后第7天为75.4 U。此结果提示，随着肝功能的恢复，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IL-12水平有所升高。然而，术后IL-12究竟何时才能恢复至术前水平，由于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尚难确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Kobayash M, Fjtz L, Ryan M,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natural killer stimulatory factor(NKSF): a cytokine with multiple biological effects on human lymphocytes. J Exp Med, 1989,170:827-845.

　　2D′Andrea A, Rengaraju M, Valiante NM, et al.Production of natural kilier cell stimulatory factor (IL-12) by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J Exp Med,1992,176:1387-1398.

　　3周宁新，黄志强.创伤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见：黄志强主编.现代基础外科学.第1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62-73．

　　（收稿：1997-10-25　修回：1998-06-24）